流动性、现代性与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基于CLDS2016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流动性及其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村庄的流动性与现代化进程与村庄建设意愿显著相关,并影响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第二,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乡土性逐渐衰弱,导致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下降;第三,流动农民工中的返乡村民有着更强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实证结果表明,乡村的流行性和现代化过程对村庄公共精神的影响是复杂的,要实现乡村的重新整合,既要继续乡村的现代化,实现村庄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又要促进流动农民工返乡就业,从而重建社区共同体。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增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相比基础设施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低收入县域和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县域和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即数字乡村建设会拉大县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县域之间。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河南省“百县千村”之“整村调查”数据

不同于现有文献更多关注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2017—2021年河南省乡村入户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等多种计量方法，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充分考虑遗漏变量和自选择可能导致内生性的情况下，使用社会资本能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间接机制影响农民工工资，且影响程度随务工者受教育年限、务工距离和年龄的变化呈现显著差异；为就业岗位信息搜寻能力较弱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信息，特别是远距离岗位信息，有助于该群体提高工资收入。     

数字经济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殊困难户等农村低收入群体持续增收，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基于我国25个省、市、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构建面板probit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和家庭层面变量的前提下，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助推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年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拓展就业深度、延伸就业广度等途径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进而加快其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要从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数字人才队伍建设、加速新型信息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入手，使数字经济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赋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数字经济与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在促进劳动力非正规就业方面的作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高学历以及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主要提升了城镇居民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收入并降低了工作强度进而提升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概率。研究结论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也为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劳动力就业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来自江西地区53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比较了利用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和利用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建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建设多种形式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积极融入城市,拓展社会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的努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耦合性、作用机理与优化策略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力期。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将为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新动力。现代先进信息技术与乡村高质量发展之间虽侧重不同，但仍存在巨大的衔接空间。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二者之间具有目标一致性，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乡村高质量发展也是数字创新的重要助推力。数字乡村依托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构建虚拟空间，激活、增强各种功能效益为乡村农业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医疗养老、教育发展赋能，进而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协同推进：加强乡村数字变革技术支持；促进乡村主体数字理念转型；健全数字乡村相关配套措施。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技术赋能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技术赋能的理论视角,本文利用全国1189个外出务工村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平台对外出务工村民乡村治理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数字治理平台通过增强外出务工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及其对村务信息的了解、与村民的联结四方面中介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外出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3）数字治理平台对数字解决问题素养较高、与村庄的利益关联较深、政治权利意识较强的外出务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对更强。这些结果对促进外出务工村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耦合与调适：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何以行?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集物联网、智能管理、农业自动化等于一体的新兴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接续乡村振兴、融合乡村产业、赋能乡村综合治理、提升乡村数据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数字乡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引擎。当前，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中还会遇到技术障碍、技术差异、技术鸿沟、技术堕距等张力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针对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遇到的突出问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耦合调适功能，通过健全共建主体利益联盟、建立城乡数据耦合机制、提升数字包容优化路径、建构乡村新业态最优化等措施，不断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面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新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要通过拓宽融资渠道、规范治理模式、发挥主体作用、着力品牌建设等措施,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把“双刃剑”:数字化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社会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经济发展是抑制还是促进了社会就业,需要深入探究。研究既关注了数字经济对当前社会就业的冲击,又关注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创业活动对社会就业产生的长期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82个地市级城市面板数据及CLDS微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就业和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推高了失业率,对当前社会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企业家创业活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的创业密度、个体的创业选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在长期内对社会就业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社会就业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乡村公共服务创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数字技术在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高效化、智慧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信息透明、交易成本降低、服务网络化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当前,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创新仍存在数字化人才不足、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数字化融合不够等客观问题,需要聚焦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加快人才队伍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数字技术与乡村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数字化公共服务资源要素并促进模式创新,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价值追求、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文化产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助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和改善乡村人居生态环境是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四位一体的价值追求。当前,突破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产业内生动力;二要坚持内涵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三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四要健全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五要依托资源优势,打造特色产业品牌。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寻求新动能。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从效率提升、产业变革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要素协同运转不通畅、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衔接不充分等制约。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产业要素协同度和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进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