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城墙内外：松潘的城镇发展与族际互动

作为汉藏交流重要节点的松潘,不仅是一个多民族互动交往与民族关系展开的空间,而且城镇本身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多民族集聚与活动的产物。历史地看,松潘古城承担着驻防之地、贸易中心、旅游胜地等角色,不同时期的多民族人群集聚于此并且以古城墙为界,跨越城墙内外实现着互动与交流,使得松潘成为一个多民族共生之地,并呈现出多元交融的文化景观。松潘的城镇的发展与族际互动,使得松潘成为一个跨越城墙内外的多民族城镇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与当前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     

多民族区域族际互动空间的圈层与秩序——以洮洲地区为例

洮州地区的各民族在生计发展历史中不断地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并在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洮州内圈的农业经济带、中环圈的农牧交错地带以及联结洮州与外界的资源流动链,共同构成了“圈序-互嵌型”的洮州地方社会。而与“圈序-互嵌型”社会相辅相成的地方文化秩序,发挥着一定社会效应,为洮州这一多民族地区创造了和谐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     

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演变及其调适——一个演化博弈的视角

特殊地理环境下多民族共生关系是在资源和生存空间争夺的过程中不断试错、调适形成的,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合作和竞争是各民族族际共生的重要形式,而合作是理想选择。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单纯局限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动,而是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是在特定空间尺度中多界面关系系统性综合作用并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多民族博弈的过程中,外在的合理干预对其良性发展很有必要。     

多民族国家的政党与族际政治整合

政党原非族际政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多民族国家,族际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政治关系,政党必然与此相联系,并因而具有民族属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党必然地要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发挥作用,成为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角色.当然,在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多民族国家不同性质和不同地位的政党,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又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会形成不同形式和不同作用的政党族际政治整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民族国家政党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将进一步彰显,政党族际政治整合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联结与交融：从民族交错地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

分析祖国疆域区域板块之间的有机联结,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路径。在我国广袤的疆域版图中形成了诸多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区域板块,不同区域板块因其地缘之上的民族关系又产生了必然的有机联结。不同区域板块之间形成的交错地带,不仅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也是中华民族多元结合为一体的一个缩影,更是理解国家疆域空间与民族整体关系的理想园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探讨区域板块之间的交错地带的民族交融状况,不仅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法论,也是重新认识新时代中华民族国际地位与作用的突破口。     

口岸、家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缅边境勐景来傣寨族际通婚研究

在当前打洛口岸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探讨汉族与当地傣族的通婚现象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女婿群体最初多因拓展生计来到打洛口岸谋生,其间与当地傣族女子恋爱、结婚并定居下来,而勐景来傣寨族际通婚家庭中的夫妻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日常生活中经历了多方面的文化调适,形成了共有的以打洛为家的家园意识;同时,汉族女婿群体通过经济、文化及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融入,与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这客观上起到了守边戍边的积极作用,有利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发展。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全新世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经济形态与环境的关系

在距今8000~30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经历了农业的兴衰到畜牧业崛起的过程,形成了半农半牧经济格局。在这一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的更替与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     

族际互动与科际整合——“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开题会暨学术活动周综述

2011年1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开题会暨学术活动周在成都举行,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学术活动围绕多民族文学这一主题而展开,体现了对多民族文学文本的关注和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这些观念与方法对当今的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族际互动视域下的辽代契丹文墓志形制体例研究

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自南北朝以来长盛不衰。辽代统治者虽然是契丹人,但是接受了汉族丧葬活动中以碑志随葬的习俗,契丹人既用汉文也用契丹文书写墓志。契丹文墓志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汉语墓志,但是确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体系的运用汉文墓志书写体例刻写的非汉语墓志。外观形态和铭文形式方面,契丹文墓志既有对汉文墓志形制体例的模仿和继承,也有根据契丹文字的独特结构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而进行的创制与更新,可以视为契丹民族同汉民族交往、交融过程中文化涵化的产物。辽代契丹文墓志的部分形制体例还见于同一时期契丹人的汉文墓志之中,并且影响了后续王朝的碑志文写作体例。     

多民族聚居区族际经济互动与山区经济开发——以近代“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为例

族际经济交流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近代白族商人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是历史上维系居住于高山峡谷山区居民基本生活的主要形式,也是如今民族地区居民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在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和主体功能区区划的发展战略中,通过政府加强各民族间经济交流及互动发展,充分调动民众自主力量,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多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之路。     

甘青边界的互惠共同体：循化县各民族的生计模式与交流

青海省循化县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边界,同时也是甘青两省边界。从宗教文化方面而言,其处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汉儒文化的边界。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其族群关系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本文旨在讨论循化县撒拉、藏、回、汉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同时探索循化各族群众经济上形成的互利互惠关系;正是不同的经济生产和交往方式奠定了本地区互助合作的族群关系。     

滇藏川毗连地区族际文化互动的空间特性研究

族际文化交往的空间特性分析是认识滇藏川毗连地区这一多民族交错聚居区文化互动历程的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在梳理区内族际文化交往事例的基础上,从地理空间层面分析此区域内族际文化的互动发展,并概括出该地区交往空间的特性,包括交往空间的时空分异性、同一空间内多条文化带的叠加和文化因子传播的地域差异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环境因素的分析初步阐释这些空间特性的形成及其与这一地区特定地理环境间的耦合机理,完善了滇藏川毗连地区族际文化互动的空间层面的研究。     

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

本文以白、纳西、藏、傈僳、普米、怒、独龙等多个民族世居的滇西北地区为研究中心,试图展现民族间商贸活动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变迁间的具体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族际经济互动是促进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生活转型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基础。     

跨越、连接与交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以四川巴塘汉藏共生关系为例

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强大的内生性生存智慧和丰富的实用性交往策略,各民族在竞争—冲突与合作—互惠之间不断博弈,形成了政治上的共识、生态上的共享、经济上的共利、社会生活上的共处、文化上的共融和心理上的共情。这个复合性共生体系是逐渐生成的,呈现了原本隔离状态下的不同民族群体如何跨越多重边界,实现多层面连接,并在共同生活中形成自然—社会—文化的融合交织格局。多民族复合共生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视角,而其动态性和生成性能够有效地将历史和现实加以关联。历史上各民族的共生智慧对于当下更高效和契洽地构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以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心与周边的时空转换：民族信仰互动与共生——以汝柯村玛丽马萨人的民族信仰为例

不同民族信仰间除了冲突与融合外,随时空转换互动和谐共生为存在常态。纵观其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横向发展与共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休戚相关。汝柯村玛丽马萨入的藏传佛教和东巴教等信仰在时空转换过程中互动和谐共生,这种多元异质宗教信仰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体,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民族信仰层面的具体展现。     

政府与市场的共生和互动——金融海啸对中国宏观调控变革的启示

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共生互动关系是当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实反映,良好的共生和互动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理想的、动态的一种关系状态。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及建立政府、市场间良性共生互动机制才是应有之义。金融海啸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置不当的不良恶果,其危害波及全球,中国亦未能幸免。另一方面,金融海啸也为中国宏观调控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变革契机。抓住机遇,立足实际,以社会的稳定繁荣为根本宗旨,努力实现政府主导权与市场自主性之间的协调,亦即对过度监管与监管不力的有效调校,并进而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对称互惠共生”的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之构建,应该是当下中国宏观调控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