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在新疆地区,唐代即已有基督教活动,至元代,已发展成相当规模。只是到了明代以后,新疆基督教才逐步衰落,以至消失,清末又重新传入。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案查新疆教堂之设,实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国神甫石天基、教士梁明德于伊犁宁远城外东梁上设立天主堂一所,实为外人入新传教之始”。但在《新疆图志·交涉志》中,则记载为:清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天主教教士石天基来新疆绥定     

德国天主教对山东的侵略

<正> 西方宗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开始他们是为了传教。如“德人之初至中国者,为汤若望、南怀仁。二人皆以传教为目的,不过彼等皆精天文历算等学,故清廷虽恶教士,但仍用技等以提倡科学也”。因此,汤、南二人先后被清廷委任钦天监监正(天文台台长)①。看来,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有过积极作用,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但是,传教士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传播科学,是企图以所谓天主的“福音”来“教化”中国     

袁世凯与义和团

袁世凯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任职至一九○○年五月前,袁世凯对义和团抱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五月份起,才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五日,袁世凯到达济南,次日接管一切大权.半个月后,在给清廷关于民教之争的第一封奏折中,袁世凯写道:“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卅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利玛窦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价值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这些工作对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学术传教"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明清两朝注入了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同为异国传教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转变解析——以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为依据

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态度,经历了由对天主教的两分法到基本否定再到基本肯定的一个转变过程。最初,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传教内容和传教方式持批评态度,但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给予了肯定。19世纪末,随着部分天主教传教士袒护教徒、干预诉讼引起民教纠纷以及两教冲突的增多,新教传教士对天主教的态度趋于基本否定。民国后,在新教自身传教理念和天主教传教行为改变的基础上,新教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这说明由于处境不同,近代在华两教关系并非像其在欧美那样相互对立和敌视,而是有同为异乡传教人的某种身份认同。这种处境变化带来的认同变化值得重新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多角度地开展近代传教活动研究

传教活动与反传教斗争,是近代史的一条重要发展线索,也是近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1625年西安掘出的景教石碑证明,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就已从波斯传入中国,1900年,从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唐代的天主教译经。其后,在中国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虽有起落,但始终未曾绝迹,不过它也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广泛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性质和作用有了深刻变化。从政治上看,传教活动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和特殊权益。传教士客观上充当了列强侵华活动的先头部队和得力工具,他们刺探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情报,直接为列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和谋略,甚至参予其中的具体活动。如小马礼逊、郭士立、伯驾等人既插手于     

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随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大炮及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994年为耶稣会士在华以学术传教方式实施415周年,是利玛窦改穿儒服,俨然以“神学家与儒者”身分传教,公然以中国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礼仪中国化400周年;亦为代表中国天主教赴罗马谒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陈情而获教廷颁谕“悉如所请”(juxta exposita)以息争端的功臣——卫匡国诞生380周年及中华首位西洋大炮推上战场作主导地位之军事家袁崇焕410周年纪念.今适逢政、教之见渐弥而中西文化交流机转之际,作本文以为纪念.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赵春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康梁维新而人士普遍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呼之为“匪”、为“盗”、为“乱民”，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祸国家”；而对借口镇压义和团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康梁等人则...     

清中前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礼仪问题——以丧葬为中心

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丧葬的问题上。该传教会坚定的执行和实践罗马教廷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敕令,不仅是天主教排他性的表现,更是为了适应当时恶劣的传教环境。     

利玛窦与"南昌传教模式"初探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广东传教遭遇种种失败后,利玛窦等人入驻南昌传教。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这意味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不仅是利玛窦个人努力的结果,也与当时江西深厚的儒学传统文化底蕴和江西文化的一些显著特点密切相关。     

清中前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中国礼仪问题——以丧葬为中心

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丧葬的问题上.该传教会坚定的执行和实践罗马教廷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敕令,不仅是天主教排他性的表现,更是为了适应当时恶劣的传教环境.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中他界书写的译介——以戴遂良、禄是遒等为例

近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对中国文学中的他界书写也有所涉及。其原因包括出于传教目的而了解中国文化;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迷信观念;客观的学术研究等。主要的译介者包括戴遂良、禄是遒等,译介的他界书写主要出现在一些受佛道观念影响的文学作品中。译介意义一是对汉学研究的贡献;二是作为跨文化宗教思想的传递,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近代鄂尔多斯地区各族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随着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作为别动队的宗教势力也纷涌而至。一面是穷凶极恶的武装入侵,一面又是扮着“慈善”面孔的传经布道——这是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的反革命两手。 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一八三○年,天主教法国圣味增爵会(又叫遣使会)已悄悄潜入察哈尔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设立了教堂。西湾子教堂的法国司铎(即神甫)早有觊觎,内蒙古地区传教之心。他们学蒙语,习蒙俗,诱骗个别蒙族喇嘛入教,并报罗马教廷划分“蒙古     

1844—1858年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

在外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史中,一八四四年与一八五八年是两个关键性的年份.前者,因《黄埔条约》的订立与天主教弛禁,使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五口"建堂传教,揭开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新篇章;后者,因《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教士如潮水般地涌入内地,直至穷乡僻壤,终于结成了外国宗教势力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关系网,严重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安定.但有关这两个关键年份之间的十余年中,外国传教士的活动     

基督教对近代四川的影响

一、基督教传入四川简况１９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闭锁的中国大门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法国首先为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紧接着英美等国的基督教（新教）也获得了在中国公开传教的权利。而且,基督教在华的势力,比之早来的...     

隆武王朝与天主教

明王朝灭亡之后,明宗室在南方分别建立了诸个南明小朝廷,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在此期间曾相当活跃.本文从朱聿键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朝廷对天主教的态度及以艾儒略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与隆武朝臣们的交往和活动,分析此阶段耶稣会在传教政策上的变化以及隆武朝的政治、军事困境对天主教传播的影响,论述中西文化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交流与融合状况,并以此透视明末清初天主教兴衰史背后的深层原因.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入澳门并持续发展。这一时期,澳门主教区成立,天主教各大修会耶稣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等纷纷驻足澳门。澳门天主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澳门成为各修会对中国及远东地区传教的基地,使远东地区天主教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8年春夏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第二次反洋教斗争时,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影响邻近数省及四川三十余州县,使中外为之震动。1900年夏,四川二十余州县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举起“顺清灭洋”的旗帜,掀起打教堂、逐教士、起“勤王”之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表达了四川人民同全国一致抗击外侮的决心。1901年5月前后,四川东部地区又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成为1902年全川义和团大发动的战斗纲领。这场斗争,是继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清反洋教的武装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