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公安三袁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对他们推崇备至、承续甚多,亦可称林语堂是三袁“灵魂的转世”。林语堂受三袁影响最大的是性灵、悲剧感和逍遥精神,这对林语堂的文学人生至关重要。不过,在现代意识与宗教情怀等方面,林语堂与三袁明显不同,这里既有超越又有局限。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林语堂与周作人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交往并不频繁 ,也不算多么密切 ,这远远不能同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相比 ,这主要可能由于二人都不喜爱交往的性情相关。但是 ,二人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以及性情癖好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承继性 ,如果说周作人是林语堂的“亦师亦友”这个概括也并不为过。当然 ,林语堂毕竟不是周作人的翻版 ,他们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上面。     

他者的反叛——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途径的选择

林语堂与萨义德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诊断却有所不同。尽管二人都看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源在本质主义,但两个人对救治方案的选择又有不同。林语堂的方案是对本质主义进行改造,重新讨论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林语堂选用了孟子的标准,就是四心。萨义德选择的方案是解构式的,批判了本质主义的民族身份观念,而倡导建立对话性的、多变的民族身份观念。他对人文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人文主义不是恪守着那个精英的标准,拒绝新事物,拒绝其他文化,而是不断与其他文化交往对话的过程,不断创新的过程。他们的设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东西方关系中的不平等和扭曲、偏见等问题仍有重要启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民族参与对话的动态过程,一个谈判、协商的过程。它接近于萨义德所说的人文主义,但在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层面上,它接近于林语堂对"人性"的追问。     

苏东剧变后美俄关系纵论

美国和俄罗斯均为世界大国,也是外交大国。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总体上纵论苏东剧变以后美俄关系发展经历的几个阶段,彼此在对方对外战略中所处的地位,认为冷战后美俄关系既有对称性,也有非对称性;既有一致性,也有不一致性;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从而使双方关系复杂互动,相互建构,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战略伙伴;具有既扑朔迷离又有游戏规则、既相互需要又敌友难辨的特点,谁也绕不开谁。     

邵洵美的诗歌艺术

邵洵美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知名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唯美派是当时诗坛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深入分析了邵洵美诗歌创作的历程，从史的角度考察了邵氏诗歌的选本情况及影响，阐述了邵洵美诗歌与西方唯美主义的关系，并进而探讨了邵氏所代表的“颓加荡”诗风不受欢迎的原因。     

林语堂与鲁迅的恩怨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一向非常微妙,他们有互为朋友的共同战斗和生活的时期,也有相互论争甚至误解的时候。究其相得相离的原因,意气之争和人品之异大概是不存在的;而文化文学观念和性格之不同可能是主要的。鲁迅个性多疑而专断,林语堂性格任性而幽默,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二人之间产生难以克服的隔膜与冲突。     

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

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作家提倡闲适的小品文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他们不断地为自己塑造疏离现实政治、独立于"左"和"右"之间的自由主义政治身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关心政治,他们批评的锋芒既指向国民党当局,又指向左派。然而,他们对现政权是大致认可的。其文学倾向从根本上与左派对立,不免遭到批判。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进行政治批评,考察和分析论语派理论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份政治,并进一步进行定性,指其为统治者"帮闲"。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言志派作家那里,"小品文"与"个性"紧密相连,小品文是个人自由的象征。胡风运用唯物史观,指他们的"个性"脱离现实,是抽象的、过时的、非道义的。言志派与左派的深刻歧异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这种不同可以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理论加以阐明。     

“林语堂之谜”及其博士学位论文平议

通过对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和导师孔好古评语两件新近发现文献的解读,讨论林语堂与孔好古的关系,可以为林语堂转向之谜提供新的解释。林语堂和孔好古之间应该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林语堂后来转向文学,跟导师孔好古没有关系。林语堂论文所得的2分,在新的评分体系里比旧评分体系要高一级;学位论文中没有参考孔好古的汉语声调起源理论,可能是其得分不高的原因之一。孔好古给林语堂论文的评分并无不妥,也并没有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而歧视他。林语堂博士学位论文建立的、以方言关系为前提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具有超前的学术价值,是开创崭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但是在当时的学术眼光看,也存在引述不当、对汉学成果吸收不够的缺陷。     

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     

林语堂与章克标

章克标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一个特殊的人物,尤其是他与林语堂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本文着重探讨林语堂与章克标由同事朋友变而反目的过程,也梳理了章克标眼中的林语堂形象,还考证了林语堂有可能受到的章克标的影响。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特征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与其早期的散文主张有密切联系。林语堂早期极推崇散文的幽默化,并形成一定的理论特点。林语堂散文幽默特征还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并且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而且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

林语堂强烈批判将孔子神圣化的做法,认为孔子并非是政治思想代言人,而是一个具有民间精神的"思想艺术者";主张还原孔子本来面目,艺术化地将孔子书写成幽默、近情的常人;在中西文化交流语境中,孔子则被塑造成为一个既代表中国文化形象又彰显人性价值的中国人。林语堂通过发掘孔子这个儒者的道家气质,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活泼泼的、不同于以往的孔子形象,鲜明体现出他对以儒、道为主的中国文化的深刻反思与崭新理解。     

林语堂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属于很有现代经济意识、靠写作致富的少数作家之一。他一生在努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时,也主张尽力赚钱,追求经济效益。在文化传播实践中,他找到了一条既面向作家又面向读者市场的通衢大道:让作家面对自己,写出各自最好的作品;让编辑兼半个经纪人,面向市场统一调理、配制、吆喝。他的文化输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化产品的贸易",一切创作行为既要符合商业的原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要有助于"敬德修业"、增长知识、愉快身心、丰富生活,让世界真正与全面地了解中国。林语堂走出了一条文化人既不必做官,也不必依附于人受气,而完全靠自己一枝笔,自得自适,名利兼收的新路,但"畅销"这一目的,对他才华的表现和所推动的进步文化事业有所掣肘。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和林语堂是朋友、同事.据《鲁迅日记》载,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他们间的交往括动有一百二十六次.现保留鲁迅给他的书信四封.但后来由于两人政治立场和文学志趣不同,关系逐渐疏远,以至泾渭分明,分庭抗礼.林语堂原名林玉堂,福建龙溪坂仔村人,曾留学美国、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英文教授.一九二四     

论明代中前期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

在明代,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是东北亚地区最牢固的国际关系。在两国间频繁的政治与经贸往来中,朝鲜的贡使与明朝的"天使"一直发挥着相对独特的作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各自国家的使者通聘对方国家,完成政治或经贸往来上的任务,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无论是李朝还是明朝的使臣,他们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时,大多借出使之机私带货物与对方进行贸易,对两国间正常的经贸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危害。     

回归、审视与选择--论林语堂的传统文化观

基督教家庭和教会学校教育,造成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隔阂;旅居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又使林语堂对"自己民族特有东西"情有独钟.林语堂的传统文化观与他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同时又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着传统文化,以西方的视角选择着传统文化,而他的回归、审视与选择是彼此关联、相互渗透的.     

“女性同情”背后的“男性本位”——林语堂小说“双姝”模式透析

"双姝"模式贯穿林语堂多部小说,具有塑造女性形象、建构情节的重要功能,也是解读作家心理的重要线索,与深蕴林氏思想中的理想/务实、性灵/世俗等对应范畴实为同构关系。从《京华烟云》、《红牡丹》到《赖柏英》,"双姝"模式的演变显示了叙事者"白日梦"的升级,同时反差日趋显豁的是现实中更加务实的选择。林语堂的"双姝"模式既源自文学史的传统,又与个人情感经历密切相关。双姝对峙中"理想"一极的女性想象延续了名士"言志"的传统,成为作家文化人格的艺术性表白,也是对于自身现实生活之缺憾的别样修补。"双姝"书写显示了作家"女性同情"背后的"男性本位"。     

哲学神与宗教神

<正>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主张理性的哲学和主张信仰的宗教既相互反对又相互结合。更为奇特的是,哲学和宗教的这种既反对又结合的关系的中介,恰恰是“神”(或“上帝”)。对神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二者的互不相容,对神的共同认识则导致了二者的目标趋同。最后,经过两千多年的争斗,哲学神与宗教神各自吸收了对方的合理之处,二者终于相安无事,共同指导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