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事业单位改革研究

事业单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其重要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事业单位改革在去行政化、激发内部活力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文明化建设中仍存在不足。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导,事业单位改革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行、社会介入和个人参与的新型治理体制,这可以通过两步走战略实现:首先,落实分类改革,注重修订并完善登记、监督和管理制度,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制度化和民主化建设;其次,在分类改革完成后,推动事业单位立法工作,加强法治化和文明化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监察官制度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重要目标,其中监察管理工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将监察官制度纳入现有监管体系,可以从根本上强化我国综合监察管理能力,弥补监察管理工作的内容缺失,推动监管管理工作体系化开展,使有关司法规范执行能基于监察官制度运用更好落实于基础实践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多,安全困境加剧、发展难题凸显、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综合性难题与困扰在不断涌现.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发展形势和发展实践,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以党的政治制度优势为统领,持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制度供给,提高制度执行力;依法推进治理过程,提升治理效能;防范化解风险,提升制度效能;以信息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从制度自觉到治理自觉,从制度功能到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到治理能力的转化.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国家试错论”在司法改革试点路径中的生成机理与治理逻辑

我国司法改革试点路径的主导性力量总体上经历了地方—两高—国家的阶段性位移,以国家为主导的试错式改革是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总体治理格局。司法权国家化改革在治理效度的比较优势及我国渐进政治的制度安排,共同形塑了国家试错论改革观,具体表现为:法治秩序强调国家建构主义;制度体系强调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吸收;改革共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改革目的强调实施并服务于国家政策;改革组织强调中心之下的多元协调。"国家试错论"在司法试点改革中的具体行动是以治理系统自身的结构优化为旨归,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外在战略和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内在制度为依托的"元治理"改革,借助小组机制、传导机制、示范机制等活化"元治理"的体系功能。虽然国家主导的试错式改革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改革的优势话语和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但极易衍生"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进而压缩地方建构与社会成长的可能性空间。为此,应从关系建构与制度建构两方面重塑司法试点改革中的国家、地方与社会的场域建构。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进程相融合、共发展,我们必须要积极探索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文章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阐明了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功能,最后,对于如何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进一步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私法调整制度体系完善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法律制度体系现代化,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路径。私法是我国法制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法律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多种价值,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私权保护意识淡薄,私法理念和体系不发达;改革开放以来的私法制度规范的大量移植存在橘枳之别;兼收并蓄的私法体系导致不科学的私法司法问题;私法体系和公法、社会法体系以及其他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差;成文法传统导致的立法滞后和僵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法治实现的视角完善中国私法制度体系,构建和完善符合"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私法规范,通过立法科学安排民法和商法的关系,完善公民私权保护的法律体系,科学界定私法自治的边界以协调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因应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完善依托于《民法典》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私法规则体系。     

人工智能赋能国家治理的双向制度建构

伴随着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产生了人才和技术缺失、算法影子官僚、算法偏见、人机协同困难等问题,迫切需要建构技术向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应用。激励制度和约束规范并举是技术有效融入治理的客观需要,以激励制度发挥人工智能赋能的正向作用,以约束规范减低或消除人工智能赋能的负面效应。当前,需要建构的激励性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以教育模式变革来培养创新人才;促进和强化产学研合作制度,使创新链、产业链与市场高度连接;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制度,激励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建立发展信息收集制度,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预判、协调和协同;建构行业标准体系,减少标准不一带来的浪费行为。需要建构的约束性规范包括加强立法论证,建构法律约束,打击人工智能赋能的侵权行为;强化对违反伦理原则赋能的制约机制,建构伦理约束,树立可信、可责、可知、可用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建构人工智能赋能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安全测试机制、政治安全审查机制、军事化防范机制、失业预警防范机制、突破国际封锁机制等措施。通过建构激励性制度和约束性规范,有效发挥两者的双向协同作用,以促进人工智能有效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权力运行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本质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衡量标准也就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既是法治国家思想的必然理论逻辑,也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现代化的迫切现实诉求。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权力运行过程法治化、权力监督法治化和权力支持体系法治化,它不仅取决于权力结构本身的制度机制建设,也取决于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政治文化变革。因此,要从德法并重的价值取向、制度化的依法执政体系、规范化的权力制约机制、立体化的权力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权力运行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检察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三个维度

检察权是现代国家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立的一项专门权力，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检察权的政治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法律的守护人”的客观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的司法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桎梏了其良性发展。唯有全面研究检察权制度设立运行的历史轨迹，各国发展演变的探索道路，并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寻找检察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合适途径与方式，才能抓住发展并完善我国检察权制度的历史契机，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改革道路。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国企改制采用管理层收购的探讨

管理层收购作为一种外来方式,在我国国企改革中应用有其理论支撑和实际可行性,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治理变革与政府创新

政府创新能够促使政府寻求在体制改革外切入改革深水区,印证了世界对效能政府、民主政治、公平正义、治理变革的公共诉求。治理变革是从世界性治理趋势出发,结合我国治理的引入与实践,为政府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实现公民参与意识、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和扩大政府间合作治理的途径。     

元治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参照

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是我国公共治理领域的热门话题,并被经常用来裁剪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却忽略了"治理失灵"的存在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元治理理论是对治理理论的批判、超越,更符合中国"强政府"的基本国情和偏好科层治理的历史惯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元治理理论可以成为相应的理论参照。     

治理时代：政府改革的新挑战

理解治理时代是准确把握政府改革方向的首要条件。现有对治理时代的研究较零散,尚缺乏系统性。治理时代的称谓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是由工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控制导向的“管理模式”向后工业社会合作治理为主流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治理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类追求理想生存状态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时代意味着新型的治理结构、新型的主体间关系、新的公共行动机制,以及新的愿景和目标。从统治、管理、到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也必然要求政府的角色、能力、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做出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