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

《三言》、《二拍》通过对明代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 ,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末”冲突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 ,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崩溃 ,“农本商末”观念被改变 ,商人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商人的自贱意识挥之不去 ,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体制所吞噬 ,大量耗费在田产购置和跻身仕途上 ,明代商人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论中国封建统治中的“两君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建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政权稳定而闻名于世。本文拟从“两君制”统治形式入手,探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结构组成、统治机制和权力运行方式。一、“两君制”:封建家天下统治的基本政治形式。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采取“两君制”的统治形式,封建政治思想家、史学家已有不同程度的认识。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及与封建法律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家庭社会。封建家族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国”与“家”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封建法律,无不与家族制度有着     

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与近代云南社会

在近代云南,滇西民族商业资本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成为云南民族商业资本中的代表.本文从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着手,研究了滇西民族商业资本和近代云南社会的相互关系,认为近代滇西民族商业资本虽然有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面,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当时云南社会的内在限制和外部条件却使近代滇西民族商业资本更多地滞留在流通领域,走上了商人支配生产、商业资本主义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的道路.     

王夫之经济思想初探

一、王夫之经济思想的根源及其总特点王夫之(1619一1692)字而农,别号船山先生,祖箱江苏高邮,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中等地主阶级家庭。王夫之是中国早期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发展均处于急剧变动的时代,正如当时一些思想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天崩地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时代,文化思想正面临着一个“坐集千古之制,折中其间”,“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时代。这是中国封建经济开始解体的时代。明代中叶以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它的末期,至明末清初,江南市民经济业已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使日益腐化的地主阶级无限制地兼并土地和提高剥削率成为可能,原有的农村封建经济日趋破产。特别是嘉靖以来,社会经济一度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特殊情况。伴随农村经济的破产,城市工商业却有所发展。原始商业资本积累的增长,手工业中封建依附关系的削弱,破产农民流入城市,都提供了使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封建主义”概念辨析

目前国内普遍将西文feudal、feudalism与中文“封建”对译,实属不妥。最初的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包括严复在内)并不这样做,严复译feudalism为“拂特制”。20世纪受西方古典进化论的影响,将西欧feudalism抽象化,按照西欧的模式解读中国和世界,据此严复首先将feudalism与“封建”对译,从此西欧和中国有了相同的“封建社会”。本文从学术史,特别是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方面,阐明西欧feudalism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只属于欧洲;中国的先秦是封建制,而且惟其符合中文“封建”之本义;秦代至清代是皇权专制制度。它们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谁也不能涵盖谁,就中西中古社会而言则属于前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应该贴上同一个标签。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     

避讳、文字狱、株连九族

避讳、文字狱、株连九族是中国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特有产物之一,是中国封建暴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腐朽,这种封建的禁锢、镇压、杀戮手段也愈来愈厉害,愈来愈骇人听闻。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连同皇帝老子早在一九一一年被推翻了。但是,这种被封建独裁统治者使用了二千多年的禁锢、杀戮手段,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死亡而失去效用。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从“避讳”、“文字狱”到“株连九族”这一套全都用上了。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历史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二千多年之久,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此,学术界说法不一,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有的认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有的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有的则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封建经济基础,充其量只能发生某种限度以内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还必须通过封建经济结构内部的条件才能发生它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一是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下,地主、高利贷、商业资本三位一体都以农民阶级作为残酷剥削的基本     

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

上海近代商会的历史沿革商会是中国商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期的客观产儿。经过半个世纪的曲折演变,到１９世纪末,近代商会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渐趋形成。物质基础方面,中国的近代商业资本和近代金融资本（包括资本主义化的钱庄资本和新式银行资本）已初具规模;思想观念方面,发展近代商业、“讲商学、创商报、立商会”的热潮涌动于国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不同于封建行会的近代商会诞生于２０世纪之初,创立于１９０２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开启了中国商会组织的先河。稍晚时,清政府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官商——历史的败亡之象

官商现象古已有之,其发迹可上溯春秋战国。究其历史发展的轨迹,这历来不是一种兴盛而是藏垢纳污、流弊丛生、腐化社会、激发危机和动乱的败亡之象。鉴于历史的教训,官商这种败亡之象理当为当代中国人所彻底摈弃。然而,随近年“官倒爷”的大量出现,理论界亦有人为之张目,称之为“将中国经济推上去”的“第一级运载火箭”,视之为“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转换物”(《光明日报》1988、6、23《学者答问录》)。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歪曲。是混淆政革的视听。对此,本文试以史实说明之。一、官僚特权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契合官商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官僚特权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契合。这种契合的根据     

纵横贯通 自成一体——李埏教授土地制度研究评述

著名经济史学家李埏教授自五十年代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大讨论中首创“多种形态并存说”以来,一直在土地制度研究领域求索不止。他考察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多种土地所有形态之间矛盾运动的丰富内涵,探究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状貌、特征及历史渊源。从理论上首次明确了土地国有制的概念和体系,并将它置于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尤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察,深刻揭示了土地国有制的周期性运动规律与历史演进趋势,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封建”概念的对话

“封建”一词的泛化使用，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景观。一件事物，无论好坏，只要扣上一顶“封建”帽子，即代表落后、腐朽。封建习俗、封建迷信、封建思想……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封建”一词如何陷入泛化使用泥淖？哪些入、事为这一路向的推手？泛化使用的惯性及日用不知，又如何将我们五花大绑？时至今日，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封建”？为此，樊良树博士专访了《“封建”考论》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     

论商业资本在现代流通中的形态变化

垄断阶段的商业资本与自由竞争阶段的商业资本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一是传统的批发商业资本被排斥,大型零售商业资本形成垄断,重新独立起来,不仅控制着系列外的中小商业,而且控制着非垄断生产企业。二是中小商业资本丧失了独立性,以从属于产业垄断资本的系列店、代理店的形式,生存手垄断竞争的缝隙之间。商业垄断资本与生产垄断资本相互渗透,形成对现代流通的控制与支配。     

试论“商人地主经济”

翦伯赞先生指出:“自春秋末叶起,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形态,这就是商人地主的土地所有。”翦老的这段论述很中肯地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土地所有制形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用“商人地主土地所有制”来概述自春秋末叶开始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提供了一把认识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的近2000年封建历史的钥匙。但是,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不是翦老的这个观点,而是郭沫若同志的观点。     

试论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的特殊政治形态

北魏孝文帝在经济上的改革,主要是推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确立以均田民和屯田民劳动为基础、封建国家土地公有制为前提的封建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北魏新的政治形态,过去史家对此颇不注意,现就此予以论述.历史上的封建主阶级有多种多样的名称,诸如“采邑主”、“领主”、“农奴主”、“庄园主”、“地主”…….封建主名称的差异,反映其代表的封建生产方式各具特色.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最普遍的形式,是地主为代表的以其大土地私有制为前提,以农奴即农民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其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一)、生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封建“官当”制度与官僚特权政治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和心理的典型体现,是“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表现;“官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王权高于一切的官僚政治的供养,愚民政策的约束,伦理政治的箝制,为“官当”的存在提供了条件;破除封建特权思想、“官当”思想,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官当”存在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