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方式差异化实证研究—基于Y镇调查

根据对四川Y镇农民的调查,从事的职业不同,中国农民分化为传统农业收入和乡镇企业务工农民、从事乡村管理的农民、外出打工的农民、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农民等四类职业群体。这四类职业群体农民在劳动方式、消费方式、休闲与交往方式上出现了差异,但是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当地基层政府对农村社区的管理应考虑到农民生活方式差异化趋势。     

市场逻辑下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组织化经历了由政治逻辑到市场逻辑的转变。在农业市场化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的形式也经历了从村民委员会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嬗变。通过对农民组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揭示,可以寻找农民组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新型农民”概念的内涵出发,通过介绍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的区别,分析了造就“新型农民”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即新型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造就新型农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的需要;是适应国际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要转变观念,加强对农民的各种培训,从而造就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农民。     

藏族农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微观实证研究——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沈洛村为例

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沈洛村藏族农民作为调查考察对象,研究藏族农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事实表明,平等和充分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沈洛村藏族农民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行使民主权利,是藏族农民享有政治权利的主要内容。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享有自治权利,是藏族农民享有政治权利的重要表现。在各种组织中行使民主权利,是沈洛村藏族农民享有政治权利的有效途径。沈洛村藏族农民实现政治权利的过程,既充分体现了藏族农民的权利意识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提升,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宪法权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巨大成就。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政治知情权以及农村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藏族农民享有的政治权利将会进一步发展与进步。     

民族地区农民弹性退出机制研究——以三峡库区石柱县为例

随着国家"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强力推进,民族地区农民弹性退出已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论文以三峡库区石柱县为例,研究农民弹性退出的机制设计问题,运用农民退出相关理论对农民弹性退出机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最大限度降低农民退出风险。为分析农民弹性退出机制提供了一个较新的分析框架,对于提升民族地区农民弹性退出的有效性、推进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九○七年新疆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暴动的几个问题

清光绪三十三年,即一九○七年的哈密农民暴动,是本世纪初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反回王暴动,它沉重打击了哈密回王的统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王府对农民的徭役,并为一九一二年、一九三一年哈密农民反抗回王统治,要求改土归流,最终取消哈密王制的斗争揭开了序幕。因此,对于这次农民暴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虽然在一些著作和回忆录中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所引发的思考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人们所关注的城市化是如何扩大城市规模,如何改善城市环境,却忽视了其中所出现的农民问题,分离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新市民,但是我国征地制度尚不完善,对被征地的农民的安置办法也过于单一,安置费用相对过低,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等原因,致使农民在成为新市民之后,即失了地又失了业,生活失去了保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国家要推行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好迁入的农民问题,即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只有改革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真正实现以土地换社保、以土地换就业才能妥善解决农民失地问题,才能稳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     

大号叫农民——土家汉子唐炎生的扶贫情结

一个以农民身份为自豪的土家汉子,一个对农民动真心、见真情的国家干部,曾经领导着仅有7人编制的行政单位,在7年的联村扶贫中,千方百计筹集了250万资金为农民办实事,这个人,叫唐炎生。他自己说,大号叫农民。     

湘西农民科技素质结构转换研究

提高农民科技素质,是中国科技兴农运动的第一任务。特别是在湘西农村,农民的传统科技素质根深蒂固,而现代新科学技术素质较低,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为了研究湘西农民科技素质结构转换,实现湘西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省民委和中南大学共同承担了“湘西农民科技素质结构转换研究”课题,并组成联合调查组,于2003年7月—8月,赴湘西州吉首市马颈坳乡和张家界市桑植县瑞塔铺镇、刘家坪乡的7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在20多天的调查中,共访问不同家庭的100位农民,每位农民7份问卷,共700份问卷。以期从现状、结构、成因、解决措施等诸方面剖析湘西农民…     

中国农民画文化实践的历史出口

中国农民画是20世纪50年代乡村社会建设中出现的一种农民文化形式。此后七十多年的实践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农民的终结”“村落的终结”“离土中国”等话语情境中,它已经成为国家倡导的人民性文化实践的一种现实方案,其丰富的过程被包含在中国式农民文化现代化的逻辑之中。农民画的文化叙事实质是农民文化史书写的一种方式。农民画作者群体通过这个方式建构了自己作为文化主体身份的历史,因而农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获得了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本质身份。这个结果标志着中国农民正在实现社会化的现代转型,蕴含着城乡文化一体化融合的历史性趋势。中国农民画的文化向度是乡村文化现代化探索的结果,也是以农民画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化实践的历史出口。     

应充分发挥农村供销社在扶贫中的作用

<正>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商品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族农民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并且有一部分农民通过辛勤劳动率先富裕起来。但是,在一些边远的贫困山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尚未真正解决温饱问题。要使这些地方尽快地脱贫致富,除了党和政府给予关注和扶持外,供销社这个特殊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合作商业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湘西自治州各级供销社每年都要拿出一定的人、财、物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各族农民发展商品生产。以1987年     

生计过程中的农民行动逻辑

农民群体的大量“离土”迁移一直以来都是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然而在乡土社会的具体情境中,农民的生计活动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呢？本研究采用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以农民的生计过程为载体,对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特征、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试图通过窥视社区中农民的生计社会,说明中国农民生计过程中行动特征和逻辑的重要层面.     

张家界:迎难而上力创辉煌

<正>近年来,张家界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日渐发展,截至2008年6月底,张家界市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16家,全市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民达3.96万户,占农户总数近11%,带动农户6.5万户,占农户总数近18%。但这些数据仍不够理想,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进行了专题调研。     

试论口岸开放后近代广西农民离乡谋生问题

近代北海、龙州、梧州和南宁四个口岸的开放,使广西区位优势彰显,东连国际市场和沿海市场、西连滇黔内陆。贸易格局的变化引发了农村民生尤其是农民的离乡谋生。这主要表现在:内外贸易的扩大促使大批农民加入苦力运输队伍;口岸及大小圩镇工商业的勃兴导致从工、经商农民数量与日俱增;国门敞开使得闯南洋蔚然成风。农民离村谋生对农村社会影响极为深刻,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就业压力和相对改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精壮劳力过度流失和陋业泛滥等消极影响。     

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农民意愿的剖析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民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但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广泛吸引农民参与.可以说,农民参与的意识和意愿将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程度,因此,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意愿和行为,就成了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邵阳:围绕主导产业兴农合

<正>邵阳市委、市政府2005年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意见",提出了"积极引导,稳步推进,围绕主导产业,突出邵阳特色"的发展思路。截至2008年年中,邵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059个,辐射带动农户20.22万户,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镇化与传统村落农民就业问题考察报告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面临很多难题,提高农民的充分就业水平有其必要性:不仅是传统村落扶贫攻坚的需要,也是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难题的需要。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现状表现为三个特点:农民从传统村落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就业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呈现出较大分化。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存在三个问题: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工作条件较差,传统村落弱势群体就业困难导致贫困。基于此,针对我国传统村落农民的就业问题提出三点建议:夯实农民群众的充分就业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强传统村落农民就业群体的就业培训,发展传统村落产业带动农民本土就业。     

《肋巴佛烈士革命事绩》碑文

肋巴佛(1916年——1947年),藏名怀来仓·贡却卓增,生前曾为卓尼水磨川寺的活佛。 肋巴佛出生于贫苦的藏族农民家庭。自幼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又受红军长征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非常不满。与甘南汉族农民领袖王仲甲,回族农民领袖马福善、马继祖父子秘密联合,于1943年共同领导了汉、回、藏10万农民参     

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

农民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乃是现代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整体上来讲,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区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五大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农民社会变化变迁的平衡论、新平衡论、盛衰循环论等几种理论解释.但由于长时期以来对农民文化的"落后"定位,导致对农民文化的无情肢解,相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学家也应站好自己的立场,以有效关注农民社会.     

少数民族农民城镇移居意愿分析

少数民族农民的城镇移居意愿关系到我国广大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路径选择和有效实现。基于CGSS2010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和政策三个层面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民城镇移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农民城镇移居意愿较低,且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移居层级则偏好小城镇、县城(县级市)。个体和政策层面的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城镇移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层面因素对少数民族农民城镇移居意愿影响路径和机制较为复杂,具体表现为:信仰宗教比不信仰宗教的移居意愿更强;农业劳动力越多,相对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少数民族农民家庭城镇移居意愿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