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科技时代的科技哲学发展概观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科技哲学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全新的拓展,发展为重要的哲学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形成了一般科学哲学与科学技术论、自然哲学与分支科学哲学、技术与工程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与工程伦理、科技史以及科技文化与传播等相对独立但又有一定交叉的研究进路.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科技与工程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猛发展,实践的需要促使科技哲学研究在不断跟踪国际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前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科技伦理和工程哲学等问题导向的研究.展望未来,科技哲学应主动应对科技时代我国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带来的挑战,为人类实现文明跃迁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和智慧.     

著作介绍

《社会工程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田鹏颖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宅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政治尊院）院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工程技术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哲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辽宁省认知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10项,在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1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2007年入选中共辽宁省委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和辽宁省人事厅“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等。     

国内关于“社会自然”研究述评

随着产业哲学的兴起,社会自然已经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热点,在纪念于光远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该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本研究介绍了国内学者对于光远“社会的自然”思想的发掘,以社会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的兴起;评述了国内学者围绕社会自然定义的争论,分析了社会自然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人工自然的区别和联系;最后阐述了研究社会自然的意义不仅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     

突现·多元·交互:广义自然辩证法的新发展

广义自然辩证法的"硬核"架构为自然观、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科学社会学。从本体论上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当代科学的自然观念,是有关自然的发展的观念,也是特殊形式的或曰以巨大历史感为基础的突现进化论和层级本体论。起始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即认识论上重视社会历史与实践作用的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目前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多元化、多学派的;着眼于科学中的社会与着眼于社会中的科学的科学社会学,其永远的关注焦点是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从严格的学科意义而言,自然辩证法本质上具有哲学性质。从研究领域来看,其囊括范围可以更广。     

论《自然辩证法》在我国的传播历程——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主要理论贡献。它自前苏联传入我国,经历了三个传播时期:对《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学习、理解和介绍时期;自然辩证法理论在我国加速传播并被确认为独立学科的时期;自然辩证法在我国大发展时期。《自然辩证法》在我国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科学哲学(含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使人们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同社会科学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我们今天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从三大杂志看中国技术哲学之研究轨迹

掌握技术哲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对技术哲学领域学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鉴于此,通过计量分析法,重点统计了2000年以后科技哲学三大核心杂志有关技术哲学的研究主题载文情况。结果显示：宏观上,技术哲学研究由最初仅关注单向度的技术与社会主题研究扩展至多向度的技术与伦理、技术价值论、技术与工程等主题研究。微观上,《自然辩证法通讯》更侧重技术及技术思想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更侧重技术与伦理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则更侧重于技术本体论研究。对此研究动态进行了分析。     

从“为国服务”角度审视自然辩证法学科形态的转变

自然辩证法学科要更好地实现＂为国服务＂的宗旨,须自觉实现其学科形态的转变。为国服务,首先要求自然辩证法学科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变,即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变。自然辩证法研究将不限于停留在释义的、描述的乃至说明的层次,而是要包含评价的、规范的和实践的内容。相应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领域必定会发生重大的转移,即必须由自在的自然界,转向跟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密切相关的人类现实的自然界。这些变化并不需要改变自然辩证法作为一门传统学科的许多优势,而且事实上,为国服务很可能已经成为自然辩证法学科的一种新的传统优势了。     

自然辩证法学科问题探析

学科判定的依据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等四个方面。自然辩证法是以自然界、自然科学和技术为研究对象,以自然观、认识论、科学观为研究内容,以辩证法为研究方法的科学。但在学术范式方面由于其研究的综合性和广泛性,使其未能形成完备的学术范式。因而确立学术范式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当务之急,需要这一研究领域的各个群体突破界限、整体合作,逐渐形成共同遵循的理论规范和方法原则,进而确立自然辩证法独特的学术范式和独立的学科地位。     

哲学硕士──张飞燕

张飞燕,江西省新余市人,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湛江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自然辩证法领域的研究。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主要有：《中西实验的差异性及形成原因》、《对科学发现同时性现象的哲学认识》、《医学科研中的移植方法》、《浅谈基因研究中的科学假说方法》、《论马列教师的人格素质》、《近代法国医学家在医学史上的作用》等。哲学硕士──张飞燕     

努力开拓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边疆

在技术“社会化”与社会“技术化”并行的时代,技术与人类命运已经息息相关。“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已经愈来愈成为显学,其中分“国别”的技术哲学研究也备受学界关注。《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工业化：历史·经验·启示》是一部对苏联(俄罗斯)的技术哲学和工业化以及二者之间错综复杂关系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刻分析的学术著作,实现了技术哲学理论研究与工业化应用研究的交叉融合,开拓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边疆。该书对跨越320年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苏联(俄罗斯)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概括,着重分析了苏联时期,特别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经验和教训,是一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上乘之作。     

浅谈自然辩证法在食品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食品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通过对自然辩证法的内涵及其对科学研究的作用及意义进行分析,阐述了食品科学中所蕴含的自然辩证哲学思想。     

科学技术进步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

文章在讨论了当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及从R&D看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演化,并展望了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前景。     

论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哲学传统的确立

1980年代,依托西方科学哲学的传播和变革的思想环境,逐渐确立起以经验和分析为理论特征的哲学传统,可以称之为科学哲学传统。科学哲学传统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特定的思想环境下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建构起来的,包括文本方面的研究和翻译,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文章讨论影响科学哲学传统建构的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八十年代全国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国内外科学哲学学术交流,《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学术导向和思想启蒙,“走向未来丛书”的科学理性启蒙。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变革和思想解放的环境下,科学哲学传统的确立标志着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转换的重大突破。      

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

步入21世纪,国家层面日渐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近10余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发表论文批量化涌现.文章意在重申,展开研究之研究的讨论实为反思“为什么”而进行,再度回归研究与评价的本体之讨论.老调重弹,让中国社科研究和评价回归本来之面目.关注评价研究之研究的同时,需要将其转化为规范性的文本或是文件,甚至是制度化的法律文本,用以改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之风气.时下,管理当局也在三令五申,社会科学界当事人却难以独善其身;针对于此,笔者提出有待深度探讨和研究的本源性问题.追本朔源,提升研究之研究工作的理论认知水平;推而论之,将研究之研究用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界之改造工作,需要局中人共同努力.     

《自然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与数学文化的哲学思考

对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对数学史上的数学哲学进行了诠释,并从哲学的高度对数学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对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并以微积分为例,讨论了《自然辨证法》对数学文化的重要指导作用。     

科学哲学在中国——历史、现状与未来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经历了奠定基础、限定性生长和膨胀发展三个主要阶段。1978年至今，中国科学哲学过快过热的膨胀发展，揭示出真正的科学哲学研究起码应具备分析和论证的精神和能力，及注重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意识。这正是大部分中国科学哲学从业者之欠缺所在，也成为研究难以深入的瓶颈。因在其发展中面临的若干问题，科学哲学的前景不为人们所看好。事实上，一门学科兴旺发展所真正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研究问题，形成并致力于解决自己所独有的问题。科学哲学不仅对传统的科学观方面的问题少有比较一致的解决，新兴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也为它酝酿着新的生机。在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中，中国的科学哲学应加强基础训练，瞩目科技进展，侧重问题研究，加速本土化进程。     

论时代变迁视野下的《自然辩证法》传播（一）——1930～1980年代的文本解读与政治状况的研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和思想变革。在此背景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不单单是一部经典著作思想的传播,而是思想的传播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从三十年代到政治化时代,经历了思想传播到政治注释;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开始突破对《自然辩证法》的僵化、教条认识,这无疑也是对思想解放的推动;进入八十年代,展开了对《自然辩证法》的真正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研究也是思想解放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得出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突破与思想解放相互促进的结论,同时也展示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传播的清晰脉络。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rforming and Obscuring a Political–Conceptual Category Mistake

In this paper, I attempt to explain how existing work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sub-field of public engagement with, or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issues involv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erformed a serious category mistake in allowing itself to be call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research. This requires us to reflect more systematically upon how our assumed objects, here the public issues we think we are dealing with, come to be ‘objectified’ in the forms which they do. Using the three sister papers, I make some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which carry importa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analytical implications for STS. I suggest that the typical reduction of participation questions to ones of ‘what qualification do publics have for engagement in expert practices?’ is a mistaken distraction from more important questions which not only much analytical work, but also dominant practice, continues to ignore. This reductionist tendency even in social science and STS may tend to intensify, the more the issues reach across global networks and arenas. Finally, I suggest that STS work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needs to enrich itself with some relevant political theory and philosophy, which would throw du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eeper forces shaping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s and normative representational performances of its ‘democratic’ publics.     

Problematizing the Experts: The One-Dimensional Engineer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rs and its Contextual Frameworks

What is engineers’ conception of their users and the public? And what makes it so difficult to be changed? Studies in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depicted the pre-commitment of criticism against the deficit model in scientists’ conception of the public and enrich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s knowledge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of technoscientific practices also explores the framing of users in technoscientific practices. Following the insights and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framing, this paper examines engineering researchers’ knowledgeability by illustrat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users when they are developing new devices and by showing the contextual practices that frames their vision. This paper tackles the issue by examining the fieldwork in an university engineering research team in Taiwan. It is argued that engineering researchers have their own sociology concerned with the technical aspect of their users and societ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engineering vision and agenda emerges and being practiced in the conjuncture of frames of publication-oriented regulation, delivery-assured practical work, and diversity reduction team networking to situate the engineering vision. The notion of frame also highlights the dynamic, relational, and conjunctive constitution of the experts’ knowledgeability. It is suggested that with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locking mechanism of these frames, then we can alleviate the one-dimensional engineering vision and only then is the ambi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possible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