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正变‘浅说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不仅是“桐城文派”三祖之一,也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就诗歌而言,刘大櫆和他的前辈方苞迥然不同。其一,方苞对诗歌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辞章声律未足以陶铸人材,转跼其志气,使日趋于卑小。”(《赠石仲子序》)因而多次表示“绝意于诗”(《廌青山人诗序》、     

曾国藩诗论三题

<正>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曾国藩的诗论是有某些特色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应当占着一定的地位。曾国藩论诗之语,散见于信札、日记、书籍批注之中,不乏精辟可取的意见。本文姑论其三题,以见其诗论之一斑。诗的“情”与“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诗坛上有唐诗派、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指出曾国藩就是宋诗派的著名诗人和诗坛盟主。他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论公安、竟陵绝句八首并序

船山先生,世所公认之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也。其煌煌巨著,衣被后世,沾溉末学,无间言矣。然其对万历间兴起之竟陵诗派,痛加挞伐,似非公允之论。如谓其诗“似妇人”、“似衲子”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创而为腐、为尖、为钝、为贱”(《明诗评选》卷四),是“青楼哑谜”、“市井局话”、“闽夷鸟语”、“洒肆拇声” (《古诗评选》卷三),是“以措大攒眉、市井附耳之情为情” (《明诗评选》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

“平衡”：“九叶诗派”的美学追求邹水旺“九叶诗派”是在我国四十年代形成并臻于成熟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它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与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诗人兼理论家袁可嘉在《（九叶集）序》中谈到“九叶诗派”的形成和艺术特征，他...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

重“味”在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理论中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的论语。汉代以降,以“味”论诗者代不乏人。但至诚斋之前,就主要倾向言诗味论大多讨论的是诗歌艺术尤其是含蓄蕴藉的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 诚斋的诗味论当然也包括这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内涵。《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     

诗经序传笺略例续

经例 诗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 《周南·麟之趾序》云:“《关睢》之应也。”(《疏》云:“此篇本意不为有《关睢》而应之,太师编之以象应,叙者述以示法耳。”) 诗有作诗之义,有引诗之义 《孟子》:“‘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文王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季父季刚先生云:上二句固为文王作,下二句则非为孔子作。盖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左传》已明言之矣。)     

《江西宗派图》本名考

宋代影响一代诗风的江西诗派之得名 ,源自于吕本中所作的《江西宗派图》。《江西宗派图》 ,又有作《江西诗社宗派图》 ,对于此图本名 ,未见有人予以分辨。江西诗派是否存在 ,能否成立 ,一直有人存有疑问 ,其重要原因是图中所列之人并未在一起共结诗社 ,而此图之一名《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恰恰又有“诗社”二字。现存较早记载此图的南宋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三言“《江西宗派图》中有谢 ,恐须别有佳句” ,前集卷四八谓“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 ,自言传衣江西 ,尝作《宗派图》” ,后集卷三四引《诗说隽永》亦曰“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     

王士禛诗文集的删定与清代文字狱——碑刻所见王士禛集外诗的史料印证

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保存的《阮亭题诗碑》题有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传世王士禛诗文集都未收录.此诗系王士禛于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谒沔县诸葛武侯祠时所作,晚年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故删去,未收入其诗集,《熙朝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通过《日下旧闻考》删诗和《列朝诗集》被禁毁两例事件,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被删的原因.结合诗歌押韵和格律形式,可以断定其首句当以《阮亭题诗碑》所录为是,《熙朝新语》卷二所栽“青”字当作“侵”.     

浙派词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浙派词人在审美理想上标榜清醇雅正。清醇雅正通常是在和平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审美理想。在社会趋于稳定的康熙中后期，人们已没有动乱年代那种激愤情绪，原来悲凉、凄切、哀怨的心境逐渐为平和闲适的心态所取代，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心态，使他们在创作上追求冲融懿美、讲究温柔敦厚、标榜清醇雅正。如王士顿云：“为诗且无计工拙，先辩雅俗。”（《燃灯纪闻》）叶燮也说：“雅也者，作诗之原，而可以尽乎诗之流也。”（《汪秋原浪斋二集诗序》）而鼓吹醇雅最力的是浙派领袖朱彝尊，他以醇雅为诗歌的最高标准，用之作为品评当世诗歌…     

发扬古典诗歌传统 拯救古典诗歌危机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刘长卿《弹琴》 我们从上文关于古典音乐方面的欣赏,联想到古典诗歌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数量之大,浩如烟海,其质量较高的诗篇,常常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崇高的艺术魅力,如“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尽心上》)虽历时千载,流传万里,而犹脍炙人口,刻骨铭心。故《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屈原诗歌的楚文化情结及其生成原因新探

在先秦文学中,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曾批评屈诗中多有所谓“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鲁迅也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 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一种通行的解释是: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     

《狡童》、《株林》“食”字解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高亨同志的《诗经今注》,把《郑风·狡童》“不与我食兮”释为“不和我在一起吃饭”,把《陈风·株林》“朝食于株”释为“吃早饭”,似觉不甚妥当,实有商榷之必要。《诗经·陈风·株林》“朝食于株”,是谓陈灵公与夏姬相淫于林,非是吃早饭的意思。闻一多先生指出:“这诗的本意是灵公淫于夏姬,古今无异说。我以为‘朝食’二字即指通淫”。“朝食”二字即通淫之意,在屈原的《天问》里已有见证。《天问》中的“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鼌饱?”其“鼌饱”二字即是通淫之意。王逸注日:“言禹治水道娶者,忧无继嗣耳。何特与众人同嗜欲,苟欲饱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聂石樵《楚辞新注》云:“鼌,即朝。饱,与上文‘继’不协韵,可能是‘食’的错字。朝食,是古代人关于男女会合的隐语。”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诗吟咏的研究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经过很多诗人的努力,在原有的古体诗基础上,创造发展了律、绝等近体诗,盛极一时。随着当时音韵学的发展,吟咏古近体诗也要求轻清重浊高下铿锵,极音律之美。千载以来其流风遗韵犹有存者。 诗的吟咏是伴随诗体的产生而产生的。二者都来源于人的情意,《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疏:“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诗的吟咏与诗本身同出一源。沈约说:“歌咏所兴,自生民始”(《宋书·谢灵运传论》)正是总结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