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法治型政府视阈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步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价值,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让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运行,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改革新思路。     

省级政府部门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研究：基于浙江实践的考察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三级统筹设计、梯次推进权力清单的省份,其省级政府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依照“清权、减权、制权”的基本程序有序推进、逐步做实权力清单制度,有效促进了权力科学有效运行。各项工作体现出多方倒逼,简政放权;全面起底,管理到位;突出服务,便民利民;上下联动,梯次推进的特点。为了使权力清单制度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下一步应构建权力清单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权力运行流程优化机制,并形成以权力清单制度带动其他改革的机制。     

治理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属于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术范畴。治理术包括政府理性、“如何”执政和政府的“艺术”三个方面,其核心是法治理性和善治理性。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治理主体以法治思维和善治思维运用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行使国家权力时,慎用专断性权力并善用建制性权力。这是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权力清单制度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实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一步,彰显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决心,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之法治化水平优化的重要举措。权力清单制度通过对权力事项梳理、明确权力依据及职责范围提出各类权力的管理要求,将政府的权力界限置于清单的范围之内,一方面优化权力运行制度,提高政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优化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推动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然权力清单制度在促进政府治理优化过程中仍面临定位不明确、效力不确定及功能待完善等问题。本文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权力清单的现实作用,对其在政府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意义及存在路径进行阐述。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推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系统过程。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动态调整过程,以省级政府这一权力清单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为研究对象,基于过程追踪框架对我国31个省级权力清单历时性实施状况进行剖析,探索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并从推行过程的经验材料中发掘其现实困境表现及其成因。根据上述分析,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建构统一信息技术平台等路径出发进一步提升权力清单制度效能。     

加强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

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政府行为,清晰地划定政府行为边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性制度环节。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廉洁政府、阳光政府建设,通过明确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推进的要求、建立行政机关权力清单的监督考评机制、确保行政权力清单的持续性等手段,则有助于切实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贯彻执行。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论责任清单制度的价值及其建构路径——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价值定位与建构逻辑是责任清单制度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责任清单主要价值在于可以强化政府责任理念,提高政府职责的透明度,夯实行政归责的制度基础,从而促进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建设。要秉持责任行政理念,克服来自权力部门的阻力,推出科学、管用的责任清单。在路径选择上,要夯实全面梳理责任依据、责任主体等基础性工作,坚持自上而下、整体推进的方法,依法归纳各种追责情形,征求和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充分公开信息并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法治:全民守法意识形成的关键

一、法治最核心内容是对权力的制度规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实现法治,离不开国家法治、政府法治与社会法治的共同推进与一体建设。其中社会法治的建设,就成为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社会法治的重心与重点之一,就是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法治视野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探究

建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为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实现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协调和相互制衡,达到限制和控制权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目的,形成现代大学制度。与政府权力清单相比,制定高校权力清单具有复杂性和现实困境。可以借鉴政府权力清单的模式,厘清高校权力的属性及边界,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审定,明确制定原则和程序,加强监督和问责等路径,实现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图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依法而为的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为法治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意味着法治能力,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之法治图谱的描绘必然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控制权力:一个功利主义视角——县政"权力清单"辨析

目前我国县级政府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控制和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而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从而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清单"的规范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府职能转变、治理法治化等问题。然而,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不仅涉及权力的结构性问题,更涉及权力的本质规定问题。县政"权力清单"的出台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只是政府功能性权力的范围和职责的调整。规范县政权力必须在基本政治框架内和权力结构上做出制度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适,不然,"权力清单制度"的推展不可能达到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目标,只能是政府"自己规范自己权力"的单方面举措而已。     

论政府权力清单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指导意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应该“抓好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等主要环节”,对清理后保留的职权“应该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中存在“权力”归属判断失当、“权力”范围过度扩张与权力清单的功能定位偏离等问题。权力清单的法律边界包括形式上权力依据的有效性与实质上权力转化的合理性两个层面,通过运用合法性控制手段保证政府权力清单的形式要求与实质标准相互统一,有利于实现权力清单的规则之治。权力清单基准法是权力清单中“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权力清单编制包括清单基准法清理与权力分类合成两个阶段,只有完成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才能依据权力清单基准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分类、汇集与合法性审查。建议分别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四个层次构建权力清单基准法的合法性审查机制,间接实现对政府编制权力清单的立法规制。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法治经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入外商投资管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标志着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决心。对外商投资主体,负面清单奉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 对政府管理机构,负面清单则重申“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义务推定。法治经济不仅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方式进行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既是法治经济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法治经济精神的重要保障。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治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

文章概述了治理民主理论,认为其能够在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两方面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从该理论视野出发,发现法治民主和分权民主此二“基础性民主”建设滞后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面临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而“上层性民主”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制度绩效。为扎实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大力建设治理民主,依次以法治民主提供制度框架;以分权民主形成多中心治理;以“上层性民主”完善监督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购买绩效。     

国家治理转型与法治现代化的平衡和调适——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现代国家治理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全面实行法治,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也是我国国家治理持续转型的过程,并伴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制定不能被忽视,其是法治的基础和内核,决定着法治的发展和走向,进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深入推进阶段,特殊的社会转型背景使法治建设意义更加凸显,法律制定的功能转变为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规范,还要为依法治国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体现为法治为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所制定的法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历程的规律,就能够明晰改革来时的路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及未来面向。     

论行政法规范化权力清单的构建

权力清单有着行政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并相应地存在着内部自律与法律规范两种不同的控权路径。当前通过行政手段构建的行政政策性权力清单采取的是内部自律性控权思路,该类权力清单存在推行思路错序、推行主体单一和推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现阶段亟需在遵循基本法理和改革的应时性与立法的规范性相协调的原则下,采取法治手段通过三层级规范路径将权力清单由仅作为行政机关自律控权的政策性规范转变为具有规范控权功能的行政法律规范即由行政政策性向行政法律化转变,从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发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法成文法源的法律规范控权效力的制度价值。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