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生命的延伸——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女性作为译者主体延续了译文的生命,并通过创造性的叛逆给译文注入了女性性别意识。但女性性别意识的过于强调、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过激化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该注意的问题。     

“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谈起

性别差异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石。该理论认为性别差异贯穿于传统翻译的整个过程,主要体现在“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两个方面。翻译的性别被定义为女性,为女性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而性别中的翻译主要关于两性译者对于译文不同的贡献,尤其是“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解读“不忠的美人”

＂不忠的美人＂是翻译界流传很广的一句经典,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从女性主义及其翻译观入手,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该理论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近10年来后现代翻译理论的热点之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传播到中国后,译界学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不少质疑。本文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及其所遇到的种种诘难进行了阐释,并初步探讨了如何更好地促进该理论的中国化。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不忠的美人”——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颠覆

女性主义由关注语言转向关注翻译,形成并发展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二个方面对传统译论进行了颠覆:一是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原文与译文是主仆关系的观点;二是颠覆了传统译论关于译文要忠实原文的观点。这一理论否定单纯的语言翻译,在承认个人兴趣的同时也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     

找寻“失落”的群体——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意识逐渐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在其影响下,北美、欧洲和英国的翻译学者相继展开了"挖掘失落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译者"的研究活动,其成果大大丰富了西方翻译史的研究,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流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引发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热情。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本文对我国女性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作出了反思。     

倾听“他者”的声音——试析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对翻译研究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理论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打破传统理论封闭、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等值”、“忠实”等先验性标准和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这一潮流中,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动摇和解构传统理论和话语霸权的思维模式及其深层结构,而且在不断改变自身“边缘化”、“他者”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具有多元结构、多种声音的崭新翻译理论的全面构建。     

以“通识”为本,实现教育的文理融通

教育的个人属性应是第一位的,社会属性次之。＂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与这一目标是一致的,实施＂通识教育＂则是上述理念的具体体现。物理学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教育方面的双重功能,使大学物理课程在通识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无可替代。     

来自边缘的声音——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磨难”

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给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和实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国内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本文试从中西方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时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加以论证，以保证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的辨证借鉴、吸收和利用。     

论“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兼析“科学传统与人文传统”的辩证统一

如何实现“科学传统与人文传统”的辩证统一,是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通识教育”可以给予我们以诸多启示。“通识教育”既有助于深化对素质教育、创造性教育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现代教育实践中切实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15年(2002-2016)——基于CNKI 559篇期刊论文的文献统计分析

国内15年来（2002-2016）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译介、阐发、实证、反思与批评赫然而持续,性别介入翻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场域张力,给翻译的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带来无限启迪,产生了全新、丰富而系统的研究成果。以CNKI数据库此间收录的559篇期刊论文为数据源,基于本库EndNote和Refworks导出相关文献数据并加以人工筛选、统计和整理,采用传统文献计量学中的描述统计分析法,就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现状、主题、对象、视角与方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做出客观分析与评述。     

民族高校多元文化教育之于公民素质培养研究——基于通识理念的视角

多元文化教育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人们对于保持各自文化特性所做积极努力的产物。将多元文化及其公民素质培养引入民族高校通识教育范畴去认真思考、丰富实践,是现代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在对西南民族大学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所涉多元文化和通识教育情况的详尽分析,发现现状不容乐观。我们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民族高校多元文化教育的深入开展,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视野和学习途径,也为培养具有民族传承意识、创新观念和远大理想的新时代大学生拓展了空间,还为以铸人为本的通识教育找到一个新视角——要重点关注多元文化社会之公民素质的培养,形成社会与校园、个体与族群、教师与学生、现实与未来"四维一体"协同推进的有效机制,同时在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渠道、教育模式等方面拓展与创新,以适应全球化推动下的多元文化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和新需要。     

大学非外语专业翻译教学及翻译人才培养研究——基于福建高校非外语专业选修翻译需求的调查

为满足学生和翻译市场需求,许多高校在非外语专业开设翻译选修课,培养翻译人才。通过问卷,辅以访谈等形式对福建省主要高校非外语专业学生选修翻译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翻译选修课的教学情况及学生对选修翻译的需求现状,认为在高校开设翻译选修课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优化翻译选修课方案,以利于培养翻译人才。     

从“他者”到“主体”——一项关于犯罪人自我归因的实证研究

运用在东北某监狱的实地调查资料,对犯罪人的犯罪自我归因进行的研究表明:犯罪人的自我归因可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两种,作出外部归因的多于内部归因。在作出外部归因时,犯罪人强调的是受害人的人格特征以及社会环境;作出内部归因时,犯罪人主要是将犯罪原因归结为自身的人格特征。犯罪人在对自己的犯罪原因进行归因时,是倾向于作出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与他们是否关心村委会工作、与邻居的交往、与受害者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和法律意识相关。对犯罪人的自我归因进行研究,对于提高改造犯罪人的效果有积极的意义。     

“黄花”=“yellow flowers”?——从一例中诗英译看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互文性理论是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的一种。该理论认为所有的意指系统都是对先前的意指系统的转换 ,文学作品总是与其他作品乃至整个语言文化体系相互关联、交织 ,对任何文学文本的释义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其互文关系的基础之上。本文拟从一例中诗英译来具体分析译者在识别与传译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时的一些得失 ,以进一步论证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女译者性别意识研究——一项基于《喜福会》中译本的个案研究

选取<喜福会>The Joy Luch Club的四个中译本(分别由男、女译者所译),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探究女译者是否在语言使用和翻译策略方面会体现出其女性身份.研究发现:<喜福会>的女译者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都未凸显其女性身份,未对翻译过程进行女性主义干预.     

学生翻译中因果关系的显化代偿——一项基于PACCEL的研究

语言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合度差异说明在一个翻译方向上的显化预设了相反方向上的隐化.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PACCEL-W收录译文的因果关系显化趋势作了假设,并通过语料库检索与分析对其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译文在英译汉、汉译英两个翻译方向上都呈现了明显的显化趋势,因果关系代偿处理以显化为主.双语水平、系统性使用显化代偿策略的水平及语言规范的影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本文还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应显化与过程显化的概念.     

“宣传”一词的语义韵、理解与翻译——一项基于语料库的调查

“宣传”一词在英汉不同语言环境中的理解和表达是有差异的。文章试图利用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结合近年来语义韵的研究得最新成果,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宣传一词的语义韵、理解与翻译等方面进行考察,找出该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的差异,为英汉互译翻译实践以及翻译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化专有项翻译与译者的文化选择——以《红楼梦》英译本“红”字的翻译为例

文化专有项翻译从来都不是语言层面上的简单转换,译者在文化专有项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文化建构的能动性.如<红楼梦>两个经典英译本中"红"字的翻译,霍克舍弃了"红"字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将其换成了英语国家人们所熟悉和能接受的"绿色"和"金色",而杨氏夫妇在翻译"红"字时基本采用直译来保存"红"字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意蕴,就显示出不同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