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非正式制度约束同我国宪政建设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社会的最终建成不仅要依靠宪政体制自身的完善和改革,还必须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改良与完善,努力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使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宪政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和谐,使宪法、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约束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必由之路。     

社会矛盾的制度协调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化解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的本质与根源是制度矛盾。只有从制度关系着眼才能明确把握社会矛盾的发生与演化,也只有从协调制度关系并且用制度安排来协调社会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形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同感性化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广泛存在并且难以协调和化解的社会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既要重视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要借鉴中国古代社会以感性化方式实现制度协调、社会稳定的宝贵经验。     

儒家文化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解决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所以解决方法从制度入手.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理论说明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重新审视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基层治理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分析中国社会非正式制度的主流儒家文化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     

论基层司法中的脸面与法律——基于“炕上开庭,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

通过对中国法学领域里的一项个案——"炕上开庭,依法收贷"案的再分析,揭示司法过程中脸面与法律的运作,论证了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司法与古代基层司法的同质性,即脸、面子、法律对应了理、情、法。由此说明,中国的法治化必须理性地运用本土资源,顺应时势来建构适合社会需要的正式制度,并引导非正式制度良性发展。     

制度创新与新疆企业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观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重点,技术创新是手段。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的竞争上。所谓制度,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目标最大化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包括企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是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法令和规则,如公司章程、薪酬制度、用工办法等;非正式制度就是企业的价值取向、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等,如企业的文化建设。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相互协调与促进。“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要求的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新疆企业资本短缺、人才匮乏等问题,提高…     

土地管理的制度化和绩效——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为视角

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无论从制度成型化、制度认同和执行情况,还是从管理结果来看,我国当前土地管理尚未达到高度制度化的程度。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结构下针对土地管理正式制度采取的各种高度同形化的非正式规则(制度),是影响土地管理制度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非正式运作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尚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外部利润的变化,没有建立各相关方合理的利益实现和调节机制。因此,若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治理过程和效果的组织性非正式制度及其根源,并完善体制机制,作出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理论演进

人与制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的互动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重心是非正式制度。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人与制度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他们重视了对物的有效配置研究,而忽视了对人的潜力的发挥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关于异质的人假设、人类演化的分析及对人类的意识、信念及意识形态的研究为我们研究人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可行路径。中国的非正式规则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冲突,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为此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手,构建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从而为我国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建立提供支撑条件;实现从人格化交换到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构建人与制度互动关系的良性机制;重构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组织构架缓解非正式规则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冲突。     

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儒教的和平主义

韦伯认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的和平主义特征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儒教对秩序的关注入手,试图分析儒教如何阻碍了正式制度秩序的完善,又如何作为非正式制度维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体系构建与效能优化: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规范化、规则化、程序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前提。从制度建设的历史发展和演进逻辑出发,梳理制度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作用。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我国制度建设经历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创造、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从基层自发到社会自觉、从粗略单一到全面系统的四大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构建起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对于当代中国更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确立国家治理结构、提供治理实践支撑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了更好优化制度效能,还应重视制度体系的恰适性、提高制度实践的可行性、保证制度调整的灵活性。     

论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基层人大是我国基层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作为基层权力机关和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成效事关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从政治逻辑审视,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是由制度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观念整合四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系。从国家治理实践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完善人大政治机制,创新整合方式,实现基层政治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稳定性增长

在市场化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尽管在短期内人们可以看到正式制度的效应,但在长期的环境里,很多领域却出现了制度失灵。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对社会经济及市场秩序的影响远比正式制度更为持久,而中国在优化市场秩序、推进经济稳定性增长方面,必须重视和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建设。     

非正式制度: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应有范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协调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决定规范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实现形式的是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依赖的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正式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风俗乡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为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做好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寻找"乡土基因",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共振";借鉴风俗乡规,实现乡村善治;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之制度分析——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

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制度分析可知,在农村"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历史记忆等非正式制度,其实施成本相对较小;而外来嵌入性的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其建制理念、制度的延续性较弱以及缺失乡村社会基础,其实施成本较大。因此,要实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促进正式制度内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还应该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融合性和契合性,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就应该加强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倡导农村社区的自有文化特质,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因素及其演进

在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绩效进行简要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方式、相互关系以及演变路径。进一步将我国农民工流动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和农民工流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