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和“以信义而抚戎夷”等三大部分所构成。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又有个人对民族关系的深切体验,还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浸染,也有唐初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关注现实和经验理性是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最主要特征;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光和戎思想述评

从历史研究中,司马光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历史上战乱、分裂多于和平、统一。因此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即主张和戎。自秦、汉以后,和戎思想即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治国思想的主流。司马光提出了华夷如一、华夷两安的思想,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于慎行关于民族交往的现实对策

于慎行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史学家,他的民族思想在我国民族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行历史反思的同时,于慎行提出了完整的民族交往的现实对策,包括:以礼为本、惟恩惟信的民族交往原则,和平共处、有效防范的民族政策和"以夷攻夷"、重在牵制的民族战略.     

"东洲先觉者":文廷式的近代意识

戊戌年间,文廷式不仅呼吁变法图强,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欲开风气,挽世变”,而且打破华夷之分的传统陋见,以开放的胸襟主张学习西方;反对封建顽固派捍卫三纲五常的陈腐之论,阐论抑君权、伸民权的政治思想。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近代意识。     

“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

晚清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令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上书变法、奔走呼号，不断探索自强救国之道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来。这一思想会通古今、融贯中西，既有对孔子“华夷一统”的民族观的继承，又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吸纳。其中对于合群团结的强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已映现出康氏的立宪主张和大同理想下有关民族思想的自觉认识和整体意识。康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先觉的民族思想认知对当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森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外交思想在近代史学研究中褒贬不一。偏重于他主和外交思想的,就会认为郭嵩煮与李鸿章是一丘之骆,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买办外交官”;强调他向西方学习、主张佑行西法的,则认为郭嵩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甚至达到了早期维新思想的高度。如何客观评价郭嵩赛的外交思想,对于全面把握郭嵩煮思想的整体性极为重要。一、超越“华夷界线”,主张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观,指的就是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原则和方针。千百年来,在封…     

就评价班固与《汉书》问题与冉昭德同志商榷

在评价班固与《汉书》的问題上,冉昭德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论点,并陷入重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班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作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班固“对事务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等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五行迷信的     

“联蕃制夏”抑或“以夷制夷”？——北宋前期赵宋对西北远蕃民族政策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宋前期赵宋笼络西北远蕃牵制夏州李氏政权这一问题多有研究,主要形成了“联蕃制夏”说、“以夷制夷”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赵宋士人虽有主张联蕃制夏,但不占多数,宋人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大量表达的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从史实来看,赵宋在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和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实行“以夷制夷”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举措较多,且景德三年之后以持重御边为主流。赵宋对西北远蕃政策的变化与调整,与宋夏矛盾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也与宋太宗晚年形成的对外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王夫之民族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人们在研究王夫之与曾国藩的关系时,往往集中在哲学、政治、文化等思想理论的渊源流变方面进行探讨,却很少涉及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实践意义的民族思想方面。甚至有些人因为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而视其为“汉奸”、“侵略者的代理人”,并因此否认他具有民族思想。由于曾国藩没有关     

“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之十一揭示和理解华夏文明起源须建构新的历史观

一、超脱历史 应当怎样理解汉民族先民被掳掠、被奴役的华夏文明起源发展史呢？民族征服、民族奴役显然与人们固有的爱国情绪相抵触，犹如水火一般难以调和。爱国主义的价值是永远存在的，没有普遍的爱国主义，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而为了照顾爱国主义情绪而去否定或粉饰历史也不可取。     

司马迁、班固民族思想之比较

由于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不同,司马迁与班固的民族思想是有区别的。本文比较了两人民族思想的异同,并简要评述了其社会价值和历史地位。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九一八后张君劢民族复兴思想初探简

在九一八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民族复兴思潮中,张君劢是率先倡导和自觉传播民族复兴观念、具有比较系统的民族复兴思想并身体力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民族自信心”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问题”;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原则;民族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目标：“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是民族复兴的“最大责任”。     

管仲法律思想述评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他的法律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都具有深远影响。他在齐国主持政治、经济方面改革的同时 ,非常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 ,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他致力于发展经济 ,主张“案田而税” ,并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的口号。为了加强统治 ,他提倡“四民分居定业”。他反对专任刑罚 ,主张省刑慎罚。这些思想主张与后来的儒家和法家都不尽一致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族源叙事中的“华夏认同”——以铁弗匈奴、拓跋鲜卑、柔然为例

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在追述自身族源时,往往将本族先祖归入到黄帝之后、大禹之裔的谱系之下,体现出对“华夏”的认同。铁弗匈奴王族强调本族的始祖是大禹,《魏书·序记》开篇追溯拓跋鲜卑先祖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柔然在给南齐的国书中自称“皇芮”,提出“光复中华”的口号。这种叙事模式是史官在司马迁“汉匈同祖”理念的基础上对北方游牧民族族源传说的阐释,其核心内涵“华夷同源”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各族在“华夏认同”基础上进一步交融的客观事实。     

夷夏之辨的两个逻辑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