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

本文对《论语》、《礼记》中孔子有关丧祭的语录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主张为敬哀为本、丧祭有度和推崇三年之丧。孔子这种＂慎终追远＂的丧祭观,与其以礼待之的生死观和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密不可分,但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丧祭礼仪实现＂民德归厚＂的政治主张。     

论三年之丧

论三年之丧杨军三年丧是儒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其来历，不仅其他学派的著作中罕有提及，就是在儒家自己的典籍中也语焉不详。毛奇龄首先提出三年丧不是周礼而是殷制，胡适、傅斯年对此说加以发挥①，郭沫若却认为是孔子创制，对胡适提出的证据加以反驳②。众说纷纭...     

“三年之丧”起源考辨

<正> 根据《论语》所记孔子的解释,“三年之丧”指父母去世后孝子为其服丧守孝三年;也指王侯崩薨,世子服丧守孝,三年不问政治,宰相摄理政事。关于“三年之丧”起自何时、定于何世,历来说法不一。有说起自唐尧之世的;有说是殷商之制的;有说是周礼规定的;有说是孔子首创的等等。现在想把这个二千五百年前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但考辨各种说法的真伪得失还是不无意义的。第一,关于“三年之丧”起自唐尧之际。孔颖达在《易·系辞下》“古之葬者……丧期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丧羊于易”考释

《易》之大壮卦六五爻曰:"丧羊于易,无悔。"此句解读异议颇多,各个注家的注解差异较大。对"丧羊于易"解读的关键在于对其中的"易"字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解读:郑玄、王弼和程颐等人的"交易""平易""和易"说,朱熹所开启的"疆埸"说,以及顾颉刚所主张的"有易国"说。经过考察,郑玄等人的解读不太可取,而朱子和顾颉刚的解读较为可取。     

林则徐在蒲城的文物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冬,林则徐从新疆流放回来,先是代理陕甘总督,次年,担任陕西巡抚,在陕抚任内约有九个月,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因病休假,专程来到蒲城,一方面治疗休养,另一方面为王鼎守"心丧".王鼎(公元1768年-1842年),陕西蒲城人,历任工、吏、刑、户、礼各部侍郎、尚书,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林则徐与王鼎素有交往,在禁烟斗争,同仇敌忾,     

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

中国古初文明社会的丧祭礼仪本为一种宗教性的仪式 ,儒家对它做了新的理论诠释 ,使之发生了一种理性或人文的转变。儒家指出 ,作为丧祭目的的“慎终追远” ,其出发点皆本于孝道亲亲。丧祭礼根据“称情而立文”的原则设立 ,表现了亲亲的内在性与尊尊的普遍性规定之统一与连续。情文的统一规定了丧祭礼仪的本质 ;情文的连续则表现了文明创制与自然之间的动态的历史性关联。重情、复古 ,由血缘亲情而返本复始 ,以上达契合于天地生物之本 ,从人的生命情态之自然等差性的内省与外推的成德历程中 ,建立超越的基础 ,这体现了儒家实现其终极关怀的基本方式。这种形上学的系统 ,是哲理而非宗教 ,但却内涵着宗教性的精神和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它给出了经由人的日用常行和自然情态生活而获得超越的一条很切实、有特色的道路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璞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丧悼文化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丧葬悼祭礼俗及相关的文化意识,是中国古人重要的伦理生活内容与情感指向.由复仇主题与丧悼文化相通互渗的角度去探讨复仇作品,不仅可更全面地体察古人复仇与丧悼观,还可由一个独特的视点观照其对死者乃至死亡本身的态度.丧悼是主体对死者崇敬、追怀、哀伤、悯惜等情感的综合性表现,复仇则以向苦主仇凶报复来实现其冲动和义务,两者具有伦理上、情感上及诸多方面不可割断的联系,复仇文学主题正是在与此相关的纷法纠葛中,丰富发展了自身价值系统与表现特色,建构增拓了一些母题结构和内在蕴涵.     

从“吾丧我”和“道”看庄子“齐物”

“吾丧我”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极高境界,呈现出主客合一、空虚寂静、独立自在、自身同一、无边无际等极其神奇的境状特征,由此意味“吾丧我”属于形上超越境界;道之体也是道家大德在气功修炼中亲证的与“吾丧我”相同的形上超越境界,但庄子从不同角度视其为道之体和“吾丧我”;庄子之“齐物”,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融人道之体或“吾丧我”境界,齐化为毫无差别的虚寂之“一”,可见其“齐物”与道之体和“吾丧我”都是通过气功途径达到的同一形上超越境界。     

跋《清赵三畏等为办母丧变卖房产契约》

跋《清赵三畏等为办母丧变卖房产契约》柳洪亮１９７７年冬天，我们在今鄯善县吐峪沟乡人民政府收到清代文书一件，高４２．５、长４３．７厘米，墨书汉文十行，转录如下：１立写：母亲病故，时岁困苦，长男赵三畏等２实心不安，同胞弟赵三秦并二弟妻侯杜氏、表弟３商议，...     

鄂西土家族跳丧习俗的文化意蕴

跳丧是流传于鄂西土家族地区的一种丧葬仪典。它传承了土家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表达了土家人乐观的生命意识;展现了土家人炽热的情爱生活。     

鬼证:清人丧祭观的另类演绎

在确信鬼神存在的前提下,清人通过志异小说,大大发展了对鬼神百态的揣测,并积极尝试就丧葬、祭祀问题从鬼神方面寻求验证,包括从死亡发生、袭、敛、出殃与回煞、厝、葬直至祭、享等各个环节,最终归宿为把死者纳入宗族体系,貌似拓展了时空维度,实则是既有观念的延伸与投射.比之清人有关丧祭的大量学术性研讨,这几乎是将枯燥的理论发明转化成鲜活的现场表演.当然,相应于“鬼神世界”百孔千疮的状况,鬼神能为丧祭观提供的证明也支离破碎,乃至自相矛盾.     

宋代厚丧薄葬和葬期过长的考古学观察

从史料出发,可以发现宋人对于丧葬行为的重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宋代人对随葬品的重视程度要远逊于治丧行为,将宋代定义为＂厚丧薄葬＂的社会应更为合适。这一现象的出现有着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     

试论庄子“忘”的四个层次——以“忘”与“丧”的辨析为视角

“忘”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由此衍生出忘年、忘物、忘己等诸多修养工夫,其中以“坐忘”最为复杂难解,也最具哲学意味。在《庄子》中,不仅“忘”与“丧”在表面字义、审美倾向和哲学意涵上均有所不同,而且“坐忘”与“吾丧我”在表达内容、内在状态与后世影响上也有所区别。庄子之“忘”共有四个层次,依次是忘外物是非、忘形身死生、忘心忘己和忘忘,四个层次层层递进,既是道家“减损”的修养工夫,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部分,二者共同期待一个不受负累、自由超越的理想人生境界。     

清代的丧娶、收继及其法律实践

本文以清代非礼制婚俗中的丧娶和收继习惯为考察对象 ,试图探讨其分布状况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各种方志和其它相关史料显示 ,这两种习俗尽管在各地表现形式略有差别 ,但当时普遍存在于全国范围内。以此为基础 ,通过对案例的考察 ,文章进一步指出 ,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及民间社会对习惯的态度以各自的实际利益和现实条件为基础 ,既存在阶层性差别 ,同时也相互影响     

《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说解试析——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宪问篇》＂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谅阴＂的解释,一是对＂不言＂的解释,一是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从汉至于清代,＂谅阴＂之义存在两种主流的解释,一是指居丧之处,一是指信默。＂不言＂之义亦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不言政事,一是指不说话。对于＂三年之丧＂,则多无异议。相比较而言,《尚书大传》＂高宗居丧时,三年不言政事＂的说法显得更合情理,这与孔子的解说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