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户籍中的"宗室属籍"

秦汉户籍中身份等级最高的是皇族成员的宗室属籍。无论是居于京师的皇族,还是散居各郡国的宗室成员的户籍都归宗正掌管,各地要按时上报宗室户籍,是为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并非所有皇族及后裔都具有宗室属籍,谋反者及其家属、毋节行者、五服之外者不具备宗室属籍。不仅有皇族血统者有宗室属籍,与皇室有姻亲关系者也可有宗室属籍,或称之"准宗室属籍"。宗室也不单纯是个自然的血缘或姻缘概念,还可以是人为刻意制造而成,即宣布没有皇族血统的人为宗室。秦汉宗室有属籍者数量相对有限,没像宋明那样出现宗室泛滥为患的局面,因而被后世称道。     

金代宗室管理制度考论

金朝十分重视对宗室的管理,设专门管理机构大宗正府,职掌修撰玉牒、监察训导宗室、宗庙祭祀等宗室事务;宗正官基本上由宗室属亲者担任,但也适当参用世戚勋旧。另有御史台、太常寺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也兼理宗室事务。这些兼管机构与大宗正府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从不同方面实施对宗室的有效管理。鉴于宗室也是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金朝统治者对宗室还采取了诸多政令上的防范措施。     

汉代外戚不称“宗室”考

牟润孙先生曾撰文提出汉代"外戚称宗室"的观点,刘增贵先生的著作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两相比照,刘说为是,只是其论证略欠充分。通过逐条分析牟文所据史料,并参考《史记》《汉书》中外戚与宗室对举之记载,可以肯定汉代外戚不称"宗室"。     

论明代宗室开科

宗室开科是明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章在梳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宗室开科的原因、宗室举人的数量、科年分属、明代科举及第宗室的仕宦表现等做了探讨。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论宋代宗室的法律管理

通过考察宗室法令的制定、宗室的司法管理以及宗室的量罪处罚等具体内容,可知宋代宗室的法律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士庶,其法律管理自成一套体系,所谓与常人同法的“宋代式”宗室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北魏宗室亲恤制度试探

北魏提供给宗室的经济补助称为亲恤,亲恤有恩礼戚属之意,是增强宗室内部凝聚的重要手段.北魏亲恤源自部落时代分配战利品的习俗,初始形态是生口的赏赐,神元帝的全体后裔无论亲疏远近皆可获得此项待遇.孝文帝太和中,随着宗室族制的改革,亲恤的范围被压缩至“当世五属”或“四庙子孙”之内,表现形式除宗王享有臣吏外,其他折换成绢帛谷粮等实物.亲恤范围的调整引发出服疏宗的不满,加速了宗室势力的分化.北魏亲恤为后世所沿袭,乃宋明宗禄制度的前身.     

唐代前期的宗室政策述论

唐代宗室前后地位的升沉变化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宗室政策，本文着眼于考查唐代前期的宗室政策。从唐高祖到唐玄宗之间，中央政府对宗室所采取的多种措施加以管理，一方面是衣食租税的优厚的眷顾，另一方面却是严密的防范，这条主线贯穿于唐代前期。唐玄宗时的防范措施达到了极致，这为后来宗室的没落埋下了伏笔。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汉代郡域巡视制度初探

巡视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不仅建立了完善的中央巡视制度,而且郡一级的巡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汉代设督邮一职,专门对郡属县域分部进行巡视监察,和中央巡视制度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巡视体系.汉代郡域巡视制度对维护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澄清吏治、推广教化、选拔人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汉代行政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为后世继承并不断被发扬光大.     

走出宫院:南宋宫学向宗学的转变

宫学与宗学是宋代两种宗室教育模式,两学设立的时间、宗旨和管理等各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南宋承北宋中后期以来的变化,最终实现了宫学向宗学的转变,这是朝廷宗室治理制度的理性选择,也是宗室走出王府宫院、融入社会的努力的结果.     

论北宋熙宁年间的宗室改革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序幕是从改革宗室制度拉开的.这是一次全面的宗室改革,遵行的原则是"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尽可能做到"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要点是限制宗室的特权,关键是鼓励宗室成员出宫为官,参与政务,领取官俸;对宗室远亲不再赐名授官,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同时,对不愿出宫为官者加以种种限制,力求减少财政支出.这是一次成功的改革,至少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     

试论明代中后期亲郡王对中下层宗室犯罪的影响

明代宗藩内部的勾心斗角,相互倾害,同宗相残,司空见惯,亲郡王、将军、中尉参与其中。但在中后期,中下层宗室的不服管束和为害成了更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中下层宗室犯罪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亲郡王对中下层宗室犯罪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根源于亲郡王自身的腐败,有起因于个人恩怨的挟私报复和对中下层宗室的无端迫害,也有因为亲郡王管理能力的缺失。     

汉代册立皇后礼仪考述

汉代册后礼仪应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但现在保留记载完整仪节最早的册后礼仪是东汉灵帝册立宋皇后。尚书官员的奏疏揭开了册后的序幕,皇帝不仅批准尚书官员的奏疏,还亲自参加册后仪式。太尉持节主持仪式,宗正宣读册文,女官参与玺绶的传递,在玺绶传递中的陪衬地位,表明了皇后在宫中的至尊地位。称臣妾并非是夫妻的特定称谓,而是君臣关系的体现。册后礼仪中出现了宫廷帝后专用的黄门鼓吹乐。     

浅析宋代宗室女 ——以宗室身份为中心

宋代宗室女是宗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天潢贵胄的身份和地位,在政治上享受不同于普通女性的优厚待遇,即使无官而有食禄,出嫁得到加封和嫁资,遗孤宗女享受政府救济;在法律上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宗室女犯法往往得到宽待处理.宗室女享受政治法律优待的同时,在选择婚姻对象、出行活动等人身自主权受到严格的限制.     

论汉代的酒器量词——兼谈汉代酒器文化

汉代的酒器量词来源于表示不同用途的酒器名词,但是和酒器名词及容积量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数量和种类也比《左传》时期有所增加。汉代酒器量词的发展一方面是语言精密化和形象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汉代酒器文化的发达及酒器功能的转变所致。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