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义务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成

正当化诉求是宪政领域不可回避的话题。国家与匪帮的相异在于国家的正当性,民主程序是政治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是拥有主权的人基于契约放弃权利而存在,国家有义务为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合法有效行使受委托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的界限标准、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及人权原则。国家负有人权保障义务是政治正义的必然要求,政治正义性是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基本准则;人权及其保障是国家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民主是限制公权与保障人权的最佳政治模式,其为国家正当性与否的具体指征;人权实证化为国家正当性的证立构造了合法性基本原则,国家义务论具有证成国家正当性的奠基功能。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中的民主政治观

晏阳初一生为平民教育历尽艰辛,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中,其民主政治现象就象一根红线贯穿始终,闪闪发光。然而,由于晏阳初实施平民教育处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其思想的局限性、实践的缺陷性和民主政治内涵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今时代进一步回顾、研究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中的民主政治观,以及所满含的内容、基本要求和实现途径,仍有积极意义。 一、“从奠基开始”,“建设民主政治的华厦”,体现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民主政治…     

公共预算中的权力与民主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人的政治主体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并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其本质在于实现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的政治主体性就在于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有权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能够自觉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能够实事求是的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改造政治生活,使之不断适应新情况的需要,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观精神和能力.     

刍议梭伦改革中财富决定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

梭伦改革前,血统原则是判断雅典人社会政治地位的唯一标准。贵族垄断国家权力,拥有政治经济特权;平民经济上遭受剥削,政治上无权。贵族和平民矛盾尖锐,因而引发社会冲突。梭伦临危受命,担当改革重任,确立了＂以财富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打破了血统原则,削弱了氏族贵族的力量,提高了平民,尤其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为雅典建立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这一政治原则不仅奠定了私有财产的法理依据,而且调动了公民创造财富的热情,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后世欧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转型中民主风险的内容呈现与诱发因素

国家转型过程是政治风险的多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政治风险的防范与治理将决定国家转型成功与否。民主风险是政治风险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民主过度"风险和"民主不足"风险两种类型,这两种风险又各自分别对公共权力及社会公民层面具有危害。民主风险的诱发因素包括:权力核心、文武关系、经济社会状况、国家形式,以及外部示范效应;民主风险防范与规制的总原则是:民主发展要适度,要与具体国情和政治现实相适应,要防范民主不足的风险,特别要防范民主过度的风险。     

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权力变移的关键

国家权力本来是属于社会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最终要回归于社会,这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也只能是一种逐步转移的过程。这种逐步转移的过程,表现了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由低级民主政治向高级民主政治逐步发展的规律。任何性质的社会形态,要走向现代化,都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逐步转移,必须不断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所提供的一条最重要经验。只有通过对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实现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     

被放逐的利维坦——文化视角中公共权力的失约与回归

政治领域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向,奠定了现代国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价值基础,确立了人民主权的思想。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失约,也就是现实的人主体性的缺席,其本质就是现实的人自身的异化。公共权力的失约有着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要使公共权力回归,就必须提高监督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广泛汲取人类文化遗产的丰富营养,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并积极改善公共权力运行的软环境,加强相关文化建设。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民主意蕴.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其具有促使统治合法化的政治功能,从而决定了公共领域是民主的生成场所.哈贝马斯正是立足于此,提出其民主理论的新范式--话语民主,对以往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构成超越,并成为其日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最重要的理想目标.     

公共领域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村民自治中“指导权”与“领导权”问题初探

村级公共权力是村级民主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其稳定运行和有效行使对村级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村级民主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可以从村级公共权力角度进行解释,制约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因素势必也是制约村级民主政治系统运行的因素。当前,“指导权”和“领导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制约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首要原因。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公共权力异化成因探析

思想要关注时代。当代中国问题虽然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探究其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则在于权力至上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也就是说公共权力超过了其应有的界限,换句话说,就是公共权力发生了异化。权力异化的目的是以权谋私,权力异化的表现形式是腐败。要真正把握权力异化问题就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探求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经济领域的问题主要在于权力至上与市场经济负效应相结合;政治领域的问题主要在于权力超越权利、政府职能缺位越位以及政府执政能力相对不高;社会领域的问题在于公民社会不成熟;文化领域的问题在于人格的依附性有余但独立性不足。     

周代君权并非神授论

按学术界惯有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君权神授”的思想,乃是中国古代帝王实施专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帝王能够实行其专制统治,所依据的并不是那来自神授的权力。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王权、君权一向是高于、强于神权的,缺乏上帝便是国家政治权威的最终主宰,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阿奎那)的神权政治思想。王权、君权所需要的,仅只是对于神权的利用,在使神权政权化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专制君权得到神化,而不需要什么君权出自于神授的神学证明,更不要一个凌驾在自己头上的神来限制,约定自己。帝王、君主本身就应该是神,应该受到无数臣民、芸芸众生的祀奉与崇拜。周王朝政治现象中的君权、     

政策与法律的结构分析--从伦理政治到法理政治

本文从政党权力及政治文化角度探析了结构要素--政策与法律的本质伦理政治和法理政治,以明确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界限;阐明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社会文明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实现伦理政治向法理政治转变的必然性,以及这种转变对我国实现宪政民主及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论罗马共和国保民官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罗马共和国保民官制度产生的原因：王政时代后期到共和国初年，平民和贵族两大集团的矛盾是保民官制度产生的社会根源；共和国初年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及平民与贵族还具有同一性的一面，是保民官制度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平民自身力量的壮大，是保民官制度能够合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关于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一点思考

随着各类腐败案件的频频曝光 ,时下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都把抑制腐败的目光放在推进民主方面。但民主政治并非抑制腐败的唯一选择。从公共权力异化的视角来分析 ,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外部行为的表现形式。公共权力异化主要是由于公共权力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异化而引起的。当代中国的公共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第二层次 ,即公职人员的以权谋私。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主要是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的公共权力制度系统     

政务公开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务公开是保证公民权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活动过程 ,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体现 ,政务公开性就是民主性。就民主的内容而言 ,公民权是民主政治运行的核心 ,政务公开主要针对公民权的完善和发展。政务公开依赖于国家政治统治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二者的结合程度。我国的政务公开把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转变成了可操作的程序和规则 ,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进程。政务公开促进了行政管理现代化 ,提高了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 ,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现象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转型国家民主化进程与善待公共权力

思考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应从转型国家的政治现实出发 ,把客观存在的“强大公共权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参数。这就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和行使者理智、全面、合理的对待公共权力 ,即善待公共权力而不是“神圣化”或“妖魔化”公共权力 ,做到既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又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作用 ,最终走上限制和规约公共权力之途 ,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略论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神”观念及其政治知识化

从文明进展的角度来说,“神”的发现是先民观念世界中的重大突破;从政治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神”观念的出场具有重要的政治知识意义.族群生活形态与“神灵世界”相互交织、相与为用,族群生活及其进展推进了“神”观念之发展及其成熟化.“神灵世界”的成熟化,从其知识后果来说,即意味着“神系政治知识”之逐步确立.“神系政治知识”展开为四个方面,即“想象的共同体”之建立、“神”与“人”之间的非对立形态、“神”与“人”之间确定而不均衡之联系、“神系”与“权力”观念的相互发明.“神系政治知识”的独特内涵与气质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政治知识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