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与古文运动

唐代进士为天下士林所企羡.当时,科举试卷尚未"糊名",知贡举者选人有很大的自主权.实际上,当权者对举子的印象远比考试本身更为重要,他们的喜好往往决定了举子的命运.科场之外互相援引,形成唐代科场"通榜"之风,一些在文坛有名望的古文家利用进士试推荐志同道合者,影响知贡举者对人才的选拔,带来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繁荣.     

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考述

赋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重要文体之一,主要由所司命题.把握题目出处不仅利于应试者体察命题旨趣,切中题意行文展才,同时有利于对唐代试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广泛,或取古事或征今事,但以古事为题者明显处于优势,尤以儒经、史传、道家经典为主,表现出浓厚的宗经、重史和体道特征.其中以儒经为题者,<尚书>、<礼记>、<春秋左传>为重;以诸史为题者,<史记>为重;以道家经典为题者,<庄子>为重.     

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唐代民族观念新论

<正> 唐代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几具盛世之一。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中,民族压迫、歧视的色彩却甚为淡漠,各民族之间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友好共处、相安无事的关系(唐前期尤为明显),这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当然归功于唐廷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但是,政策是人制定的,能够制定出开明民族政策的人,必然具备清新的民族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唐人为什么能够产生较为清新的民族观念?这种观念与传统的民族观念相比,有哪些不同?其内容为何?它对当时社会和后世有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点新的探索。     

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对举子有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 ,唐代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 ,主要不是唐代统治者为“牢笼群有 ,囊括九流” ,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 ,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徽州有个“进士村”

徽州有个洪坑村，自北宋景德二年（1005）至清代嘉庆十四年（1849）的八百多年中，出过17位进士和4位榜眼、举人，被誉徽州名符其实的“进士村”。     

唐代人虎关系小说新论

唐代小说中人虎关系作品在与魏晋南北朝同类题材的比较中,显示出突破性与开拓性意义,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从形象塑造层面看,虎女形象既有女人的共性特征,又有异于人间女子的个性表现,达到了人性与物性、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艺术境界。从题材新变层面看,其创新表现在:开拓了雄虎化男而与人间女子婚恋的题材领域,转变了文化心态及评价倾向,提升了形象塑造与情节建构的艺术层次,赋予虎皮以独特的象征意蕴。从审美层面观照之,唐人能够化恶为善,化丑为美,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审美视域,更新了前人同类题材的审美价值取向,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色有无中”

《西江诗话》卷二载: “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欧公《平山堂词》用此一句。东坡爱之,作《水调歌头》,乃云“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这是以诗句入词的显明例证之一。王维的《汉江临眺》全诗是:     

“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

李德裕虽出身门荫,但其主政时并非刻意排斥进士,更多的是对进士科的积弊进行整肃,从而规范其作为仕途经济的功效。而其政敌实际上却大有助长积弊之嫌。因此,将进士科作为泾渭党争的标准不免有些牵强,所谓“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哲学”有无“历史”?

１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些怪诞。它似乎是一个无须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国哲学可以从先秦讲起,西方哲学可以从古希腊讲起;古今中外哲学家层出不穷,哲学著作卷帙浩繁,“哲学史”论著何止千万！岂能怀疑哲学有其历史？其实,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当是：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有“历史”,又在何种意义上无“历史”？笔者认为,就哲学的“境界”而言,哲学无“历史”;就哲学的“实现”而言,哲学则有“历史”。人对自身经验存在的超越,有两种完成的方式：一种是逻辑的完成,另一种是历史的完成。前者是形式的,它表现为超验的形而上学,通过哲…     

“比兴”新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比兴”这一概念运用的普遍性，在诗评、诗论中的重要意义，恐怕只有意境一语才可与之相比。可以说，不理解古代诗论、诗评中的“比兴”说，就无法对中国诗学的体系作出完整的叙述。然而，古人对“比”、“兴”以及“比兴”的解说，自汉代经师，直至清代词论、诗论家，又常常相互歧异。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些论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来解说比、兴；对比、兴解说的分歧，乃是其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关于比兴的解说的分歧及其流变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诗学发展的某种趋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     

“移情”新论

一在以自然景物为对象的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活动中,有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这就是被西方某些美学家称之为“移情”的心理作用。譬如“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等等。在由自然景物所引起的审美意识活动中,本来没有感觉和感情的自然景物,反映在人的主观意识中,好象具有了人的感觉、感情、意志和活动。这就是所谓     

“公正”新论

公正即是公道、正义。它既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又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加强对公正的研究和宣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正一词早在古希腊时期的道德思考中就被广泛的应用,并作为当时的最高道德准则,成为古希腊著名的“四大德”(智慧、公正、节制、勇敢)之一。因此,公正的内涵在当时就得到了较充分的阐述。德谟克利特说:“毫爽的人永远不得不做公正     

“富而好礼”新论

古老的中国在崭新的２１世纪必将全面实现现代化,当完成经济、社会的转型并最终成为现代国家之时,也必将形成新的哲学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毫无疑问地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又不可或缺地具有中国特有的民族形式或传统特色。最能体现二者之有机融合的,笔者以为,就...     

“政治”新论

为了胜利完成十四大确定的艰巨任务,努力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转变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观念和做法,以利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老子“小国寡民”新论

《老子》的"小国寡民"中"小"、"寡"都是动词,意为"以……小"、"以……寡","小国寡民"即"小其国而寡其民",意为将国家看得很小,将人民看得很少。"小国寡民"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老子》理想社会的描述,而是一种统治术。《庄子》等书将《老子》"小国寡民"的治术之义予以消解,使得"小国寡民"的涵义发生改变,成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描述,这体现出老子学派和庄子学派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老子学派重视统治术,庄子学派则消解统治术而提倡无治。     

“民俗宗教”新论

“民俗宗教”是群体内对精神存在信仰模式化生活方式的集体表现,具有“信仰”与“仪式”两大体系,包含“民俗”与“宗教”两层内容,体现了宗教的核心要素。“民俗宗教”虽然与制度性宗教具有本质上和功能上的相同意义,但其未被建构在制度化的体制内,而是被排斥在国家认可的五大合法性宗教之外。实际上,“民俗宗教”是一种宗教体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模式,其应与制度性宗教具有相同地位,应该而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制度化宗教系统。     

孔子“述而不作”新论

孔子“述而不作”新论吴定初“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此语集中体现了孔子对“述”与“作”的价值判断，也是后世论者裁量甚至批评他重述江南作的主要依据之一。不少人认为，“述而不作”的含义是“讲述”而不“创作”。如是观之，孔子看重讲述而轻视创作。笔者认...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