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     

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尚古传统

《诗》在成为儒家经书之前先经过了史化.《诗》作为历史典籍,其权威性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普遍深入人心.孔子的《诗》说,是从前人和时人用《诗》现象总结出来的.孟子也把《诗》作为史,他的用《诗》、解《诗》大多是把《诗》作为古训的,即要以古为训而不是要以经书为训.虽然孟子已有将《诗》经化的倾向,但《诗》之由史转经则是由荀子来实现的.以《诗》为史和以《诗》为经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引《诗》是以故(史)为训而后者引《诗》是以书(理)为训,前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历史的权威性,后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思想的权威性.汉儒在忠实继承荀子《诗》说的基础上完成了《诗》的经化,史化的《诗》一经经化,其"史"的价值和地位在诗学领域随之至高无上,作为经的《诗》使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意识的核心具有了崇古和宗经双重内容.     

日本笔记中的诗经阐释学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经典文化,深刻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包括笔记在内的诸多文体中都有《诗》学遗存。日本笔记中的大量引《诗》论《诗》材料,是目前日本诗经学研究不曾关注到的重要文献。鉴于笔记文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特征,自有其不同于一般《诗》著的多重学术价值。笔记引《诗》作为用《诗》方式,展现出更为广泛的日本《诗》学生态。笔记论《诗》则丰富了诗经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探究日本经学异域思维的生动案例。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     

魏源《诗古微》研究现状述评

魏源的《诗古微》是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诗》学专著,学术界对其研究日趋深入,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诗古微》版本,魏源的治《诗》态度,魏源对诗旨、诗序的态度等问题以及对《诗古微》文学意义的阐释,它们对深入研究《诗古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之美——论孔子的《诗》审美

对《诗》的整理与编排,可谓孔子《诗》审美学说的具体实践,透过这一活动可窥探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传世典籍所载孔子阐述《诗》的学说以及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为研究孔子《诗》审美思想提供了直接史料。孔子的《诗》审美主要表现为重视诗歌内容、形式的中和之美、尽善尽美与人格形态的审美化。     

宋应星《怜愚诗》试析

宋应星的著作,除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外,传世的还有明崇祯刊本《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四种,合订一册,藏江西省图书馆。一九七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出版,书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思怜诗》共五十二首,其中《思美诗》十首、《怜愚诗》四十二首。卷端有宋应星作的《思怜诗序》,序文如下:     

宾礼与春秋时代赋《诗》风气

春秋时期,贵族士人保留着温文尔雅的周代君子遗风。《诗》在对外邦交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邦国交际过程几乎通过《诗》来完成。在主观上,赋《诗》行礼、以《诗》明礼,主要在意其外交意义;在客观上,赋《诗》言志具有文艺鉴赏的意味。赋《诗》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遵礼而行,所以《诗》意本身便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或作为真理的依据而被运用。朝聘诗为"陈己德"的重要手段,是外交语言的诗化。《诗》本身的价值和影响往往与赋《诗》者的品德境界相辅相成。     

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汉赋用《诗》以词章解读经义,内涵修辞、讽喻、引述、经传四方面,彰显了一代文学之赋的时代特征与用《诗》的文学传统。汉赋用《诗》以文引言,通过直引、论诗、乐歌、取义、取辞诸方法,表现出修辞艺术由言词向文本转化的趋势;汉赋于《诗》兼取三诗,而以《风》、《雅》为主,体现其偏重言情、陈义而略于述德的讽喻功能;汉赋引《诗》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的转变、对文学意境空间的重构,也使文章的意义得以增强;汉赋用《诗》有着以传解经的意义,内涵赋词与《诗》义的互文性,决定了汉赋对《诗》的摹写特征。汉赋首次以文学文本形式用《诗》,其引诗、解诗、化诗的文学化表现,以及常见的公式套语与举一例百之法,既隐含了赋体中经义与词章的矛盾,又为《诗》进入后世文学创作领域奠定了基础。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卢谌、刘琨赠答诗考辨

<正> 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全晋诗》卷十二收录卢谌诗十题,其中与刘琨有关的赠答诗共三题:即《赠刘琨诗》二十章(四言)、《重赠刘琨诗》(五言)、《答刘琨诗》(五言)。其中《重赠刘琨诗》,非卢谌所作,应是刘琨的作品,根据如下: 此诗最早见载于《艺文类聚》卷三十一,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艺文类聚》,在《重赠刘琨诗》下加了一段按语: 按本诗系刘琨下,则题不当云》重赠刘琨》,疑当作《重赠卢谌》,此有讹误。冯惟讷《晋诗纪》迳改作卢谌诗。然按诗义,乃刘答卢诗。疑非。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     

秦代焚书对《诗》学传承的影响

《诗》是秦代焚书的重点对象,但秦代焚书并未对《诗》本产生毁灭性打击,《诗》本"以其讽诵"而得全。因焚书而毁灭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的《诗》学著作,而非《诗》本。汉初学者凭记诵整理《诗》篇,至少经历了记忆、口授、成书三个环节,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文本改变,并使《诗》学传承表现出时代特征。秦代焚书对文献典籍传承的影响尚属表层,对儒士思想意识的影响更加深刻。     

试论《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

《诗经》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地理学资源。这些资源以及后世对它们的研究构成了《诗》地理学。汉代的《诗纬.含神雾》、《汉书.地理志》、《毛诗谱》均对《诗》中地理进行了描述与考证,开启了《诗》地理学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本文试从这些著作出发论证《诗》地理学在汉代的发生。     

论王肃申毛驳郑的《诗》学观

本文以王肃《诗》学为中心,概述了魏晋之际经学大师王肃《诗》学之内容、特点及地位,认为王肃《诗》学的主旨是申毛驳郑,其《诗》学地位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