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考据学派的历史作用及批判继承问题

一考据与考据学派之间的区别考据(或称考证)是封建社会的学者治学使用的一种方法,也是他们在著述时采用的一种体裁,它并不始于乾嘉时代,也不是始于清初;汉人说经,解释一字多至数万言,已启繁琐的风习;①宋代虽兴起道学,但考经证史的学者和著作还是相当的多;②明朝王学盛行,空谈心、性,成为朝野风尚,考据之作,仍大有人在;③清初顾炎武等人提倡实用之学反对宋明理学,也用考据的方法来论证他的进步学术思想与政治主张。关于考据不是属于那一时代所专有这一点,考据学派的学者们自己也知道。早在阎百诗据《吕氏春秋》子夏辨三豕渡河事,称为圣门考校之     

《尚书》的德治思想

《尚书》(简称《书》)共25700字。德字出现223次,民字出现274次,奴字仅见于《泰誓下》“囚奴正士”一次。可见当时社会对德很重视,平民占社会成员的绝大部分,奴隶则微乎其微。《书》中德字频繁出现,凡说到开国首领治安之道与王朝丧亡,无不突出德的作用。如说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则分别有“克明俊德”、“玄德升闻”、“黎民繁德”、“咸有一德”、“克明德慎罚”、“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尧典》、《舜典》《大禹漠》《咸有一德》《康诰》《立政》)。说桀纣丧亡,则有“有夏昏德”、“秽德彰闻”(《仲虺之诰》、《泰誓中》)…     

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的嬗变及学者治学特点

清代学风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清初 ,出于对明末空疏学风的反动 ,大师们所提倡“务实”、“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是乾嘉时期 ,考据学派提倡“实事求是” ,但稽古不问今的学风 ;三是道咸以后 ,面对外侮内忧 ,“经世致用”学风的复活。本文着重对清初与乾嘉时期学风产生及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 ,并具体分析研究了两个不同时期几位主要代表人物治学宗旨、方法、内容的异同     

“歌永言”的“永”何解?

《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永”,就笔者所见,有两种注释:(一)永,长,“歌永言”,“谓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诗的意义”(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二)永,通“咏”(新版《辞海》上册第209页),声调抑扬地念诵,歌唱。《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这个意义后来写作“咏”(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301页)。我认为,“歌永言”的“永”应作第二种解释,根据如下: (一)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詠其声也”。本书与《尧典》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把“永”引作“詠”,可见当时的人是把“永”解作“詠”。     

王夫之在考据中表现的科学精神

<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不失为一位考据学家。他所作的考证,以广博精审的史实为基础,作出合乎科学的论断,故精辟详明,不同臆断,堪称我国古代文化的的珍贵遗产。他对儒家经典,作过一番考据工作,著有诸经《稗疏》,校订和批评了汉、唐注疏家和宋代理学家解经释义的“正义”、“集注”、“章句”之类。他和当时著作《日知录》的顾炎武,开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先声。但他们讲“经世致用”之学,却无后世脱离现实搞烦琐考据的流弊。下面略举几个他在考释经史中表现科学精神的范例。一、《论语·宪问》:“羿姜射,奡荡舟。”《集注》云:“奡多力,能陆地行舟。”夫之《四书稗疏》指出,这是自古相传之讹。他说:“舟行于水者,非(人)力能运之。水本流动,舟寓于上,浮泛而无留势,故一夫之力,径尺之楫,可能万斛之舰,因其便也”。陆地涩滞,物在其上,因有堕性而静止不动。凡推移物体,必自外加     

杜甫何时“考中进士”的?

近读傅璇琮先生的《李白任翰林学士辨》(载《文学评论》2 0 0 0年 5期 ) ,获益良多。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杜甫虽考中进士 ,与个别翰林学士也有过交往 ,但他本人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毫无关系。”颇令人困惑不解。杜甫与当时的翰林学士院有无关系暂且不论 ,说他“考中进士” ,却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旧唐书》本传有明确记载 :“甫天宝初 ,应进士不第。”《新唐书》本传也说得很清楚 :“甫字子美 ,少贫 ,不自振……举进士 ,不中第。”两书都说“不第” ,没有一点含糊之处。杜甫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 (735) ,时年…     

试论袁枚诗论的理论体系

袁枚是清代乾嘉时期诗坛上的一代骚坛主。由他倡导的“性灵说”的诗歌理论在当时备受赞誉。金逸说:“格律何如主性灵,早闻诗论最清真。”(《呈随园夫子》)王飞鸮说:“先生(袁枚)说诗皆发人之所未发。”(《续诗品序》)在乾嘉诗坛上,从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的。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正执牛耳,他们大倡封建教化和形式主义文风,严重束缚了诗人们的手脚;力图与之分庭抗礼的浙派诗人,虽小有成就,但由于走宋人的冷     

“已诺”辨析

《史记·游侠列传》载:“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对其中的“已诺”,一般是把它解释为“已经”、“践履”之意;郭在贻同志在《漫谈古书的注解》(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这一传统的解释,而认为“已”古有“不许”之义,此与诺正相反对。经研究,我认为还是解作“已”字的常义是对的。理由如下:(一)如果将“已”字解释成为不许,反与文意相忤,与“诚”了不相关,显然不合作者原意;(二)古人“重然诺”、“一诺千     

姚鼐《述庵文钞序》与乾嘉之际的考据、辞章之辨

姚鼐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桐城派三祖之一。《述庵文钞序》是姚鼐阐释“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收”说的重要文献,但长期以来由于直接文献的阙如,对该《序》的撰写时间,学界尚存较大的分歧。通过对新见姚鼐致王昶书札的考释,并结合相关文献进行重新梳证,可以确定《述庵文钞序》应是作于嘉庆三年五月至八月八日之间。同时,透过王昶、姚鼐对《序》中阐发的“三者兼收”说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出乾嘉之际考据与辞章的异趣和分途。     

辨“欇”、“(聶木)”——《辞源》修订琐记之三

单字“欇”与迭字“欇欇”应有别;“欇”与“(聶木)”形略异而实为一字。“欇”字单用,指虎櫐,即紫藤。详见《尔雅·释木》及清郝懿行《义疏》。这里不必细说。又,《尔雅·释木》说:“枫,欇欇?薄端滴摹吩蛟?“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聶木)。”二书说法有些不同:一,前者为迭字,后者为单字;二,前者意符在左,后者在下。”清钮树玉说:《说文系传》作“一名欇”,《韵会》重一欇字,盖本《尔雅·释木》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考释《山海经》中有关古朝鲜的两条史料

《山海经》中 ,多处谈到上古朝鲜半岛的事物和情况 ,而明确标出“朝鲜”二字者却只有两条 ,按袁珂先生 1995年的《山海经校译》本 ,则为《海内东经》篇的“海北山南”条和《海内经》篇的“朝鲜天毒”条。对于前者 ,如果明确了“在列阳东”和“海北山南”的各自含意 ,便可知晓古朝鲜 (起码是公元前四至二世纪 )的基本位置 ,从而否定了什么“辽宁说”和“迁移说”。对于后者 ,主要是把“天毒”二字解释明白。研究者们对“天毒”二字其说不一 ,有“衍文说”、“东屠说”、“沃沮说”、“带方孤竹说”和“辽西孤竹说”等 ,而笔者则主张其为“王居说” ,它是古朝鲜都城在从古朝鲜语转化为汉语时的译音 ,即战国时译为“天毒” ,其后又译为“险渎” ,最后落实到《史记》朝鲜列传一文中的“王险城” ,古时的王险城即今日朝鲜首都———平壤。而如“天毒”不是郭璞所注之古代“天竺国” ,则《辞源》中的“天毒”条似亦难于成立。     

试论鲁迅与中国文学遗产

自前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展开以来,我们在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现问题,也就不断的会想到鲁迅先生。我们有的同志在胡适反动的考据学影响之下,单纯的认为考据文字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它的科学价值,没有什么政治问题;而鲁迅先生早就在“算胀”(见花边文学)一文内,在肯定考据的用处的同时,就把胡适所极力推崇的乾嘉考据学派那种逃避现实、向统治阶级妥     

如何应用与看待考据

考据一称考证,是自汉以来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一种整理文献的技能或方法,至清而成为专门之学——考据学。关于考据的兴起、发展以至成为专学等问题,我已在《清代考据学述论》(《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一文中有所论述。现再就考据的基本方法及如何看待这一门学科略陈臆说。 (一)     

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

一袄教是中国古代对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谓。‘袄”字是汉代以后创造的一个汉字。“袄”字在《说文解字》中未见,大致在南北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至迟在隋末唐初才出现的。《说文新附》（宋·徐本《说文解字》第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对“祆”字作这样解释：“袄,胡神也。从示,无声。”这是全面对“祆”字的说明,有形有音,十分清楚。徐的弟弟徐锴,在其《说文系传》中,又作了补充：“祆,胡神也。从示从天。”（《汉语大字典）第4卷第2388页。）值得注意的是王玉树（清·陕西安康人,其事迹见李慈…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夔一足”臆解

夔,《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既是神话传说中的怪兽,又相传是舜(一说尧)的乐正,《尚书·尧典》、《帝王世纪》均有载.《吕氏春秋》上记其亦有“一足”的传说。载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太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生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孔子不相信夔是一足,他把“夔一足”解释为“有一而足”,其实属附会。我们知道:足古代与止相通。例如“正”字,《说文》曰:“从一,一目止,”《说文》:“(?)古文正,从一足,足亦止也。”(《说文·正部》)止是趾的古字,(甲骨文写作:“(?)”。)足的象形,(小篆写作:“(?)”)《说文》曰:“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墨经》中有关原始诡辩学说的一个材料

古代中国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学派,近来大家都称为“诡辩学派”。但“诡辩”两字同样适用于纵横家,例如《史记》称张仪“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把惠施、公孙龙列入“名家”,但列入“名家”的也还有不务诡辩的《尹文子》。可见“名家”和“诡辩学派”两个名词用来称呼惠施、公孙龙这一学派都有范围过宽的毛病。     

亚里士多德论“一”和“多”的对立

“一”和“多”在古希腊哲学中是一对重要的对立的范畴。最早用抽象的原则(而不用物质性的元素)解释万物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根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A)第五章中记载: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切数都是由“一”产生的。(所以,“一”是本原的本原,最根本的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有十组对立是万物最基本的原则,其中有一组就是“一”和“多”。(986~a15-24)这是最早提出的“一”和“多”的对立。与此同时或稍后,爱利亚学派也提出了关于“一”的问题。最早是克塞诺芬尼,他攻击传统的宗教神话,说他们将神看成和人一样,有许多个;他认为只能有一个和人不同的全知全能的神,神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