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先秦俗赋探微

先秦时期以师旷为代表的矇瞍,以淳于髡为代表的俳优,皆使用韵语讲述古史、故事或笑话,娱乐君主,伺机讽谏,他们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俗赋作品——先秦韵诵俗赋。这些韵诵俗赋被经史诸子吸收,使行文摇曳生姿,趣味横生;而荀子、宋玉则将这些韵诵俗赋衍为长篇,提升其思想内涵,并且题以"赋"名,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敦煌俗赋和西汉俗赋的出土,使学术界认识到,在文人的骋辞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外,民间还流行一种用通俗的语言讲诵故事、互相论辩的俗赋.文人赋是铺显才学的一种案头读物,传抄阅读是其最主要的流传形式;俗赋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以"诵""唱"的方式传播.敦煌俗赋从文体上可以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我们用这三种类型及其特点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对赋的起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故事俗赋是在早期民间讲诵寓言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论辩俗赋是在民间争奇斗胜伎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民间歌谣基础上形成的则是歌谣体俗赋.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诸多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论明赋之演进历程

明赋显示了从"祖骚宗汉"到"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演进历程:洪武建文朝沿袭元朝"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念,但开国之初的新气象也有反映,与元赋有所不同;永乐至成化朝,祥瑞赋与京都赋繁盛,艺术上取径范围宽广,宗汉的特点突出,赋颂传统回归;弘治至隆庆朝,复古思潮兴起并发展壮大,复古派提出"唐无赋",反对唐律赋与宋文赋,在祖骚宗汉之外,对六朝骈赋有所包容,创作上却并不完全废弃律赋与文赋。反复古派于赋论无所建树,现存赋作在骚汉赋、六朝骈赋的基础上扩大了宗尚的范围,对唐律赋、宋文赋关注较多;万历泰昌朝,复古派反思自身在尊崇骚汉过程中的堆垛奥僻之弊,反复古派提出"唐赋明白简易",实际创作则向"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宗尚靠拢,两派界限渐趋模糊;天启崇祯朝,拟六朝之作超过骚体赋,从创作上体现了"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观念;遗民赋沿袭启、祯朝特点。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赋”说

《汉志》析赋为四类的根据,并非如后世所做的种种猜想,而是要追踪千年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国语·周语上》所载的"瞽献曲"、"史献书"、"瞍赋矇颂"、"百工谏"分别对应着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或者说它们之间分别构成渊源关系,这就是班固析赋为四类的理论根据,而非其他。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稗官”新诠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牵涉到对中国早期小说观念和小说发展的认识,意义十分重大,需要深入讨论。音韵学家们早已指出,上古音同者义相通。如淳释"稗"音"排",是汉魏读音,实兼释义。"稗"即"偶语",亦即"排语"、"俳语"、"诽语"。"稗官"可释为"小官",但并非指某一实际官职,而是指卿士之属官,或指县乡一级官员之属官。先秦两汉"以偶语为稗",提供"偶语"服务的小官自可称为"排官",亦即"稗官"。这样,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既有文体上的渊源,小说家与瞽、矇、百工、俳优及诵训、职方氏等也有身份上的关联。因此,"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具有深刻的历史依据和文化内涵。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论薛季宣辞赋的事功情怀

薛季宣是南宋儒学家、文人、政治家,他注重现实研究,治经颇得精要,倡事功之学。其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想紧密结合,前人多研其思想,对其诗文赋研究甚少。观其赋,散体、骚体并驱,或讽喻,或抒发骚情,或言事功理想,博雅宏肆,犀利驰骋,覃思深微,悲怀自奋。季宣辞赋从以讽言事功、事功的骚怨、事功理想三个方面透露出他独特的事功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