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真理中有可能隐藏着错误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有一段至理名言:“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①对于这段话,长期以来,各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有可能隐藏着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方面。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真理就是真理,不可能隐藏着错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合乎真理的认识”,只是“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如地心说之类的假说,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真理。对恩格斯的这段话如何理     

伪齐刘豫被废原因考辨

关于刘豫被废原因,史书论述不一,有人认为刘豫被废是“宋人施行反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宋人以向金称臣为条件与金人所达成的“幕后交易”;有人认为是刘豫对金已经无用因而被废,等等。实际上,上述三种说法都不是刘豫被废的主要原因。刘豫被废,主要是因为刘豫被金人拥立为伪齐皇帝以后,卷入金朝派系斗争之中,得罪了宗翰一派以外的大臣,特别是得罪了完颜昌、宗磐一派人物,等到宗翰一派失势,宗磐、完颜昌一派掌握了朝中主要大权的时候,刘豫灭亡的命运就无法避免了。至于“刘豫对金无用”的说法,不过是金人废弃刘豫的一种借口而已。如果说金人的这一借口在金人废弃刘豫的问题上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也是与“宋人施行反间说”和“宋金幕后交易说”一样,最多不过起到一些加速的作用而已,绝对不会起到决定作用。     

论魏晋名理学

<正> 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名理学是存在于玄学之前,并独立于玄学之外的一个哲学流派,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名理学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对名理学的否定。两派都认为,随着玄学的兴起,名理学衰落了。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其根本点在于,在魏晋时期名理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思维方法,将它独立于玄学之外是没有根据的。下面,我们把在《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被称为“善名理”的人物开列如下:     

高迎祥被俘与李自成继称闯王考——兼致王兴亚、智夫成同志

这是一篇带争鸣性质的考据文章。经过考证,本文认为高迎祥是在战斗中被明军祖宽部所“俘”,而不是被孙传庭所俘;李自成继称闯王的时间是崇祯九年冬,而不是崇祯十三年底或十四年正月。     

论诗的象征

<正> 象征,本来是“自然的人化”的一种形式。在历史的最初年代里,原始人不把自己和自然分开,他们常常把自然力量加以人格化。原始人认为,人类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不死的灵魂,其他自然物也是如此。这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导致了图腾崇拜的产生。图腾崇拜的对象,大都是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在原始人的心目,这些被崇拜的自然物,实际上被赋予了另一种意义。例如,古埃及人以鹰为图腾,把鹰看成是神鹰,认为它是一种保护神。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是在经济形态上,是联合劳动制还是雇佣劳动制

童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商品经济上面,也不在计划经济上面。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奴隶社会是奴隶制度,被剥削的是剩余劳动;封建社会是徭役制度,被剥削的是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社会是雇佣劳动制度,被剥削的     

活动·能动性·客观规律

<正> (一) 理论界围绕能动性与客观性规律的关系问题,曾进行过长期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两者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有的在承认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性的反作用。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认为,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相对应的范畴,因而构不成对立统一或者谁决定谁的现实关系,也不存在一定条件下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规律的决定性反作用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自觉能动性、主体能动性),首先指的是主体的一种属性,是主体自主、自动、自觉地进行创造、适应对象世界的特性。毛泽东曾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性。主体创造对象世界,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并在活动中实现的。这无论是在思维领域创造一个观念的对象世界,还是在实在领域创造一个物质的对象     

衡山考--宋玉辞赋地名考之一

宋玉在<笛赋>中提到了"衡山",旧注以为指湖南衡山,实误.考先唐典籍,衡山有四一在河南,一在江苏,一在安徽,一在湖南.先秦及西汉的典籍中所记的衡山,偶指河南和江苏的衡山,而绝大多数指安徽之衡山,且视之为古之九镇中荆州之山镇,五岳中之南岳;至于湖南衡山,东汉班固<汉书>中才以为是<禹贡>所记之衡山,班固后郑玄<周礼·职方氏>注中才以为是古九山镇之一,东晋郭璞<尔雅>注才视之为南岳,其被文献记录,被指认为五岳四镇中之名山,均晚于安徽衡山.据此,我们认为,<笛赋>中衡山,是指今安徽之衡山.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上)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吉登斯的努力与反思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建构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进而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是解决了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问题.本文试图理清结构化理论的基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     

论隐喻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

传统的修辞学认为隐喻仅仅是一种辞格,而现代的隐喻观认为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的功能是多面的,在英语广告中被广泛运用,从而使得英语广告更具创新性和说服力。     

论运动的事物—主体和主体运动所反映的对象—客体及其相互关系

<正> “主体”这个概念,哲学界过去往往把它和思维、精神相提并论。近年来,大家都统一于这样一种解释,即:主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人,是和人们实践认识的对象——客体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仍然不能使人全面把握什么是主体和客体及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一、什么是主体、客体哲学界历来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反映者和被反映者的关系。我们认为,离开事     

论监护的性质及若干相关问题

在我国民法学界,对监护性质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岐.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监护被公认为一项民事权利.属于身份权.而有的学者认为,监护是不是权利,应当以监护人在监护活动中能否获得利益来判断;监护制度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使监护人从中取得什么利益,监护不可能是权利.另有学者认为,以利益区分权利义务是不科学的,权利和义务是一个统一体,监护人在监护活动中的监护行为既是权利亦是义务.有人进一步说明,监护也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有其特殊性,即法律赋予监护人享有监督保护被监护人的特定权利.本文认为,把监护单纯看作一项民事法律制度是不全面的,是难以解释以义务为本位的监护关系中监护人何以具有所谓的“监护权”,难以解释监护人疏于监护的责任以及监护人为何要受到一定的监督和限制等问题.     

“仲康日食”辨伪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的六月甲戌朔日食,后被认为是夏仲康时发生的日食,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此乃刘歆伪造.刘歆只说是发生在夏代,到梅赜时才被定为仲康日食.     

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

岭南明遗民僧函可于清顺治四年因“私携逆书”在金陵被逮捕,后被清廷提审并流放沈阳。这是一宗与南方士人的反清复明地下运动相关,并牵涉到时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明降臣洪承畴的大案。论者或认为它是“清代第一宗文字狱”;而本文则通过对当时形势与案情的分析,证明它是一宗反清“谋叛案”。     

台湾政治族群与族群政治

一、族群的涵义与台湾族群的基本格局“族群”一词最早是1930年代开始使用,指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有共同的来源与特殊的文化,而构成一个独特社会群体的一群人。被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是从小规模群体在向更大社会中所产生的涵化现象。第二次大战以后,     

论宋代相权的兴盛与衰弱(下)

关于宋代相权的认识,盛行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宋朝是君权盛相权弱的时代,一是认为宋代相权没有受到削弱而是相权强盛的时期。实际上,相权被削弱和相权的兴盛都是宋代的政治现象,但是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宋代相权被削弱是局部的、暂时的,没有对相权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而相权的兴盛则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面,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宋代实行的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原则。     

试论第三产业的劳动性质及发展对策

一、第三产业劳动性质的确定关于第三产业的理论,一度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产业则被断定为是不能创造价值的行业,对此,我们现在应当指出两点:首先,西方经济学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并给以高度重视,是有其科学性的,它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客观事实;其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真理性

董仲舒哲学在 2 0世纪一直受到许多人的批判。董仲舒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反面人物 ,是错误的也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本文从汉代的现实出发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详细分析 ,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以历史唯物义观点来分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在汉代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 ,才会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真理的     

也谈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与匡萃坚同志商榷

<正> 《新华文摘》1981年第8期刊登了匡萃坚同志写的《马克思和“不断革命论”》一文。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只是一个“鼓动性的政治口号”,是一个“三言两语”的“内容贫乏的理论”,“它没有被证实”,“是一种失误”;它本身的“缺陷”,使它“没有能划清极左派和马克思派的界线”,它“很快就被马克思抛弃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作者否定“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