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很快就注意到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由列宁主持制定并通过的新党纲明确指出:“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①,号召全党“应当大胆承认这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斗争”②。列宁和俄共(布)为清除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反     

列宁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及实践评析

列宁指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在主观上是脱离实际和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社会原因则是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列宁强调党必须高度重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必须严格治党。列宁提出必须增加俄共(布)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特别是要从工人党员中选举中央委员,以利于改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同时必须加强俄共(布)党内的监督。     

简述列宁在二十年代苏俄联盟过程中的民族理论

二十年代初,苏俄经过四年帝国主义大战和三年国内战争后,面临一系列严峻、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尖锐矛盾,从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即粮食税、自由贸易、租让制,同时实践把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在民族问题上出现了与“自治化”方案直接联系的“格鲁吉亚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展开了党内激烈的争论和斗争,产生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这些争论、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形式上的烦恼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前,陈独秀为什么由主张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政策转而又接受“党内合作”政策?两党合作过程中,他为什么又主张国共应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并先后三次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而这个意图为什么又未能实现?对这些问题,迄今未见专文系统论述。本文试图作一管窥。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共(布)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及启示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共(布)①实现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艰辛探索:一是严明纪律,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二是严格考察,规范党员入党条件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三是严惩腐败,严肃查处党内腐化堕落分子;四是严密监督,确保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和勤政务实。虽然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共(布)有显著不同,但是列宁对俄共(布)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承载起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     

试论苏俄施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1921年春,俄共(布)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继续探索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经过艰苦、曲折的历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综观列宁1921年到1922年的一系列有关论述和俄共(布)的决议。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经济结合的问题。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     

国共“党内合作”方式探析

“党内合作”方式是共产国际从苏俄自身利益出发 ,错误地估计国民党力量及中国实际情况 ,单方面服从孙中山“党内合作”要求并不断对共产党发出“党内合作”指示的情形下确立的。“党内合作”的消极作用是客观存在、显而易见的。“党内合作”不是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列宁时期俄共（布）中央机构的创立和权力结构的运行

随着俄共（布）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俄共（布）的中央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俄共（布）的中央机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二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书记处,三是中央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类中央机构的创立,体现了权力的分工和制约。这种权力结构的建构,是列宁为俄共（布）和国际共运留下的宝贵遗产,对当今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党内合作”方式的质疑

“党内合作”是马林在片面地分析了国共两党状况,机械地搬照他在印尼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之后提出来的;共产国际在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力量的情况下,为了早日实现其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援助苏俄革命而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一开始是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纪律而接受了“党内合作”,后来在共产国际右倾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思想发生了转变,自觉地执行了“党内合作”决议;“党内合作”方式给双方带来了更多的纠纷,是不利于合作的,特别是它使中共难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进而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意识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党的执政意识内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为党的执政意识注入了崭新的时代精髓.这包括执政兴邦的发展意识、执政求进的创新意识、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和执政固本的基础意识等.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合法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三个代表"是针对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战略对策,是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略论中共对“皖南事变”采取的斗争策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不顾一切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我党为了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而又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在斗争策略方面,我党主要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策略;实行了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论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表述 ,切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进程 ,切合我们党的现实状况 ,切合新世纪党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对"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理性思考

生产力有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力之分.先进的政党与先进的阶级、先进的生产力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共产党只有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必须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实验场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建和领导的民主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一次重要实验,为中国共产党今天的民主执政积累了历史经验和借鉴意义.     

以学习十六大党章为契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贯彻十六大党章,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紧紧抓住坚持与时俱进这个关键,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个核心,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 ,深刻回答了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对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对加强、改进高校党的建设和党对高校的领导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党组织应在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实践中加强和改进自身的建设 ,增强高校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贯彻科教兴国战略 ,充分发挥教育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基础性作用 ,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作出贡献     

从“立党为公”看执政党的角色定位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党和执政目的,标志着中共社会公共利益表达者、社会公共权力执掌者、社会公共秩序维护者、社会公共事业建设者等执政党角色的确立,使中共执政党的角色定位得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