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道德传播与青少年道德教育刍议

网络时代的到来开辟了人们生活新的空间,也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发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本文根据对网络文化传播特点的分析,提出利用网络植入的方法,开展针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网络辅助教育,建立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培育新一代有道德、心理与行为健康的网民。     

跨世纪家庭教育思考

家庭教育以其教育上的早期性、长期性。天然连续性、权威性和情感性的优势对人的思想品德及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加强家庭教育是提高跨世纪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关键。一、跨世纪背景下的家庭教育问题跨世纪背景下家庭道德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家庭道德教育方式，如何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这是因为在跨世纪的大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将面临三大问题：（一）跨世纪青少年的道德责任更加巨大。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结构的调整，对世纪的中国将逐步进人老年化社会；青少年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家庭义务。（二）现代家庭教…     

青少年基础道德教育论析

青少年基础道德教育是指青少年的道德基础素质教育,即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注重那些最基础的、可操作的道德内容及道德要求,按照个体道德人格的形成规律,培养青少年在其特定的人生阶段中具有符合其年龄特点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能力。青少年基础道德教育需要把握的另外几个重要问题是,青少年基础道德教育与层次化道德教育的关系问题、青少年基础道德教育的重心即角色道德教育问题和解决社会道德规范紊乱问题。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影响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是青少年道德养成的首要环节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的摇篮、人生的起步,是青少年的第一所学校.家庭的结构和文明程度、家庭的环境和氛围、家庭成员的素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等,都会对青少年道德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青少年作为特殊的群体,身心发展尚不完善、可塑性较强,早期的家庭教育至关重要.习近平...     

论网络时代与道德教育

Internet作为一种新文明，它既是一种技术手段，更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特征。它对道德教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它使以往社会形态中的人际关系受到冲击，悄无声息地改变着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道德教育要适应网络发展，就必须着手构建网络伦理道德，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高信息过滤技术，创造一个良好的道德发展环境。     

网络环境对学校德育的影响及对策

互联网使我们获取信息便利、快捷等,同时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少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所以对学生开展网络道德教育的迫切性和使命性显得越来越重要与突出.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重要性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重要性 是青少年道德养成的起步阶段 从本质上看,家庭是青少年的第一所学校,而父母就是青少年的启蒙老师,家庭结构组成、文明程度、环境及各个成员的文化素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对青少年道德品格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青少年生理和心理还未发育完全,具备极强的可塑性,因此作为起步阶段的家庭教育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表示,家长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可见家庭教育对青少年道德养成的重要作用.     

浅谈道德教育对青少年犯罪的防治作用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学校、家庭忽视道德教育 ,是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通过道德的抑恶扬善作用 ,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现象     

家庭教育偏差及其矫正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则是第一任教师。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其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令人担忧的是 ,我国目前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少偏差和隐忧 ,如不能引起社会各方面尤其是家长和学校的广泛关注 ,小则影响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大则伤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一、家庭教育偏差面面观我国家庭教育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家庭道德教育滑坡 ,二是智力培养倚轻倚重 ,尤以前者最为突出。家庭道德教育滑坡表现在 :(一 )淡漠崇高 ,培养冷酷。追求崇高道德境界、向往高尚精神生活 ,是一个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发动机 ,也是社会进…     

生产视域下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研究——以道德需要的培养为中心

结合道德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从道德需要发展的特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结构特点、我国转型期的发展特点等出发论述了我国以青少年为道德教育主要对象的原因。在分析影响道德教育效果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讨论了在生产视阈下我国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原则,并根据青少年的心智发育阶段性特点提出了不同教育阶段道德教育的任务。     

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 ,都有很多表示色彩的有趣词汇 ,它们在文学作品里以及人们的生活中都起着很大作用。本文试图对英语中几个最常见的表示色彩的词 :red ,black ,white ,blue,yellow ,green加以探讨 ,指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下所包含的不同含义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们。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