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李白与杜甫诗歌不同创作风格形成原因分析

李白与杜甫是盛唐时期两位伟大的诗人,共同经历了大唐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折过程,但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的风格却是迥然相异：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杜甫则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伟大诗人在诗歌的创作风格上之所以会如此不同,主要受到思想体系、家庭背景与生活经历以及性格气质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初、盛唐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屈骚精神在盛唐诗苑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试析孟浩然诗中的“安乐”情怀

孟浩然作品风格上浸染了盛唐诗歌的共性色彩。孟浩然诗与“盛唐气象”间的关系,人们早已密切关注,但从其反映社会上层的宴饮游乐、普通农人的安宁祥和等生活场景的诗作揭示盛世气象的却并不多。盛唐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是孟浩然此类诗歌创作基调形成的社会基础;唐代行旅之风大盛,对孟浩然诗歌创作题材的撷取及盛唐气象的多样化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唐时期江南地区的诗酒文会

中唐江南地区的文士频繁举行诗酒文会,既反映了江南文化传统的深厚,又说明盛唐以后江南对文士吸引力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转折时期文人心理的写照。中唐江南诗会,在创作艺术上有颇多创新,体现了盛唐以后诗歌创作的新倾向。     

“双子星座”诗歌艺术特色的比较分析

李白和杜甫以其鲜明的诗歌创作特色并峙于盛唐诗坛,形成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诗豪放飘逸,杜诗沉郁顿挫.本文试就李白、杜甫诗歌的创作方法、意象群、语言风格和体裁运用方面作一比较分析,以期共同探讨.     

探析柳宗元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杜甫集诗歌艺术之大成,从盛唐走向中唐,成为这个过渡期的重要人物。柳宗元作为中唐文坛的代表,与杜甫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诗歌主题、情感载体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自觉接受,并且像杜甫一样获“诗圣”、“诗史”之称誉。     

《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

关于唐诗的模范作用,明初诗人从分期、体制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在诗歌创作中倡导"鸣国家之盛"相配合,使其对盛世气象的追求与对盛唐诗歌风貌的讨论合为一体,最终推动了高繤<唐诗品汇>的出现.明初的唐诗学精分四唐,明辨众体而推尊盛唐,完成了唐诗学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歌创作.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论杜甫的乱前诗歌与其在开天诗坛的地位

古人提出的"唐诗四分法"中盛唐一段就是指开元、天宝年间,杜甫也长期被当作盛唐时期的代表诗人。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杜甫的绝大多数作品并不是写于开元、天宝年间,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如他的诗歌趣味与盛唐诗人相比有无差异性?经历战乱的盛唐诗人中为何只有他能后来居上而获得"诗史""诗圣"的头衔?他在开天诗坛的地位与评价究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从杜甫现存的乱前诗歌入手。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浅谈大历诗歌与盛中之变

本文试图勾勒出大历诗人在大乱初定的时代条件下,使诗歌创作主题的取向由初、盛唐之外倾变为内敛,艺术风格由高举远蹈而变为白云、青山、芳草之韵情,以及诗歌在展现诗人个性方面比前代更进一步,体现出了多姿多彩、五颜六色的时代特色等一系列特点,从而阐发出大历时代在这个从盛唐到中唐的转捩点上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它透露出了盛中之变的消息。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杜甫诗歌“诗史”说溯源

孟棨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试论王昌龄诗歌的“风骨美”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审美理想的概括。唐代风骨盛行,盛唐时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和共同的美学标准。唐诗中最能体现"风骨"特征的是盛唐边塞诗。现以王昌龄为例,分析盛唐边塞诗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盛唐蓬勃酣畅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说明边塞诗在唐代是最富于盛唐诗歌所焕发的魅力,闪烁着"风骨美"的光华。     

论“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之影响

关于“梅村体”的艺术渊源,前人多重视其源出初唐四杰与中唐元白,相对忽视了其转益多师的艺术继承。本文论述“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体之影响,弥补这一认识缺失。受李白之影响在梅村是偶一为之,受杜甫影响则为“梅村体”之常态。受李白影响在于其个别诗歌之想象、格调;而受杜甫影响则在其“诗史”精神、现实态度、叙事艺术等大方面,在“梅村体”的大量诗歌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严羽诗学之“气象”与“兴趣”

严羽为纠正宋代诗学发展的弊端,主张学习盛唐诗歌的创作经验。他视诗歌为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认为"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生命,而"气象"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此,严羽提出,由于盛唐之人诗歌创作有"兴趣",故其诗有"盛唐气象";而宋人创作由于没有"兴趣",故其诗无此气象。     

论李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是盛唐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李白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天赋之外,还得力于对庄子、屈原以及曹植、谢月兆、鲍照等人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借鉴,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李白诗歌在题材和表现内容上对传统的诗歌也有拓展,对后代影响很大。     

鹳雀楼之诗——唐王朝兴衰的心灵史

山西鹳雀楼,是唐人登高赏会、吟咏寄情的名胜。今存九首鹳雀楼诗歌,分属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诗歌气象与情感基调随着时代的盛衰而变化。诗歌背后的诗心,折射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盛唐鹳雀楼诗反映出无限理想中饱满激荡的力量;中唐鹳雀楼诗透出盛衰之变中无法承受的感伤;晚唐鹳雀楼诗反映的是残山剩水中无所适从的幻灭。     

“有穷者孟郊”——兼论中唐诗歌“穷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穷者精神"是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精神之一,孟郊则是"穷者精神"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对于孟郊"穷者精神"形成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因素,学界已有研究,但对其诗学渊源却少有关注.中唐诗歌的"穷者精神"与唐代文人的道德典范元德秀这一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穷者诗人群体--<箧中集>诗人也对孟郊的"穷者"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首次从理论上对"穷者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释,孟郊则进而对其继承发展,逐步将"穷者精神"纳入到了"风雅"正统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