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盐政思想略论——以两淮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实行专商引岸制的盐政制度,至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破坏殆尽,其中以两淮盐政最为糜烂。郭嵩焘作为同光经世派官僚和学者中的一员,对两淮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规复淮南引地为主的盐政思想。     

19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以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前期,位于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的汪家坦黄氏宗族形成了孟、仲、季三大房的基本结构.伴随着人口增长、过继、分家,宗族内部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三大房的基本格局始终未变.黄氏宗族以“义伦公祀”的名义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包括出拼山林、出租水碓股份、投资会社等.在获取可观收入的基础上,开始不断兴建住宅,并进行阄分.这些黄氏宗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该黄氏族人在此段时间内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选择黄氏宗族成员这一群人为中心,探讨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活并不会忽略个体的存在;毫无疑问,个体的生活正是在其中展开的.     

硬租与实租:晚清民国徽州地租研究——以《金长千公会租簿》数据为中心

《金长千公会租簿》记载的是黟县金氏宗族金长千公会自清代同治或光绪年间至民国年间的实际收租数据,从其记载可知,佃户只在少数年份能100%地完成租约所规定的硬租额,多数则不能完成,其中有接近完成、相差较大以及实际收租量有下降趋势等不同的情况。租簿中还有因不能执行定额制而改为分成制收租的记载,且改为分成制后的实际收租量,确实明显低于原定的硬租额。通过对租簿中一些数据的整理,所求得的最终平均值为:硬租率63.75%,实租—原租率53.81%,实租—硬租率78.86%。     

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与历史人物形象重塑——以罗愿《新安志》汪华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隋末唐初,徽州豪民汪华聚众起兵,带甲十万,保捍乡里,据有歙、宣、杭、睦等六州之地,归唐后封越国公。然而对于此人,不仅唐史无传,即便南宋以前官方史书也多以贼称之。南宋淳熙二年(1175),罗愿编修《新安志》对其形象加以重新塑造,并获成功,汪华的英雄形象逐渐被后世接受。进入宋代以后,徽州汪氏取得了科举考试上的巨大成功,他们或任职于中央,或掌权于地方,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他们利用中央的敕封政策不断提高汪华神的称号与地位,借以抬高自身。罗愿利用编修《新安志》之机,从各个方面为汪华正名并取得成功,与以汪氏为核心的徽州地方政治势力的兴起密不可分。     

明代徽州“义男”新探——以嘉靖祁门主仆互控案为中心

明代徽州的义男包含两类身份、地位不同的群体,一类是作为异姓继承人的义男,一类是作为奴仆的义男,前者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人身自由,而后者则没有。作为奴仆的义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异姓继承人。嘉靖年间徽州祁门县的一件主仆互控案文书显示,义男也是佃仆,但不必为主家提供劳役服务,仅需供奉主家祖先的牌位,元旦到主家拜年。这说明,主家与佃仆的关系绝非一成不变的。该案中互控的两家,主仆关系自明初确立,延续了百余年。由于主仆双方经济地位发生变化,主仆关系受到冲击,但官方的判决依然维护主仆关系。徽州的佃仆制之所以长期延续,既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也与国家权力的维护、宗族势力的强大密不可分。     

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现有关于徽州棚民的研究大多注意到棚民垦殖玉米对当地生态的破坏以及地方社会的禁止性措施,但难见对清代徽州玉米经济实态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资料显示,在清代徽州农村社会,玉米种植并没有做到令行禁止,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清代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颇为多样,一些山主通过出租山场可获得大量玉米实物收益。此外,清代徽州地区玉米种植虽然对山地生态有所破坏,但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这在以往研究中未受到关注。     

神明之下的结合:论清代民间的神会——以徽州“神会”文书为线索

神会是人们以祭祀公共神祇为主要目的组成的一种组织共同体,通过神会的运行,来完成对于神明的共同祭祀。神会有经营会产与日常管理两个主要职能。在经营会产方面,有买卖、租佃、典、出借会资等交易方式;在日常管理方面,有处罚违规、调整经营规范、神庙维护、杂务处理、举办迎神赛会、接受捐献等职能。内部关系上,会户是按股出资,按股获得收益,会股可单独交易;外部关系上,相对方视神会为人的组合整体。若神会向大型组织发展,它的财产聚合性显现,独立性增强。     

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联姻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典型性,鲜明地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从徽州家谱看徽州家风建设——以绩溪家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辑录了大量家训家法等文献资料。家训中有关做人、持家、志学、为官的家风建设,体现了宗族对族人做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折射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家庭问题上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徽州优良家风的传承不仅对基层乡土社会的宗族建设和内部结构的维系有精神支撑作用,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培育亦有重要意义。     

环境史史料学刍论———以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为中心

环境史是正在构建及完善的历史学新兴分支学科,史料学是其亟待建构的基础领域。环境史学建立于传统史学基础上却又突破其框架及范式,具有既普遍又特殊的特点及视域。环境史史料学既具备传统史料学特点及基本理论、方法,也具有跨学科研究独具的特点,不仅重视传统史学推重的"二重证据",也重视实地调查(田野考察)资料、非文字资料及跨学科资料。在民族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研究中,将不同类型史料结合应用,使环境史尤其民族区域环境史研究建立在可信可行的基础上,构建一门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     

“活”的人口史:从曾氏家族看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的婚姻、生育行为

将书信、日记与族谱等资料结合起来考察人口行为,置人口问题于生活场景之中,更易于深刻揭示人口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及过程,展现活的人口行为面相。仕宦之家存在着政治联姻现象且盛行早聘之风,其原因在于不想错失门当户对、攀龙附凤的机会。在19世纪,曾氏家族中男儿初婚平均年龄低于女儿,这可能是外姓女子之家急于与曾家男子联姻的一种体现。官宦之家的入赘行为是一种形式,赘婿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入赘之举是为了婚后更好的生活或前程。在曾国藩这样的仕宦之家并不存在显著的晚生、早停、生育间隔长、生育率低等现象,中国式婚内抑制的生育机制不明显。在仕宦之家,求学、科考可推迟初育时间,而变动的仕宦生涯、长期的夫妻分居也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曾氏父子存在着重男不轻女的生育观念,幼孩的抚育并非母亲的天职,父亲也是抚育后代的积极参与者。早聘与大龄定庚并存、早婚与大龄婚并行、入赘婚的存在以及重男不轻女的观念,可能体现了19世纪中国官宦之家在人口行为上的某些共同特征。     

20世纪初以来的村落调查及其学术价值——以社会学家吴景超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为例

吴景超是20世纪前期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1919年撰著的《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该文献是一篇有关其人桑梓故里、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类型资料,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含职业、衣食住、娱乐)、教育、风俗(婚嫁、丧葬、岁时、迷信)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角度的细致描述,其中不乏精彩的刻画和珍贵的史料记录。此一文献独具特色,对于我们理解吴景超的生活经历及其社会学实践,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乡土社会,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梳理较长时段的村落调查之学术史可见,与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社会调查一样,吴景超的这篇村落调查文献对于当代的村落文化记忆和古村落之保护,亦颇具借鉴意义。     

晚清祁门县保甲设置与村落社会——以《光绪祁门县保甲册》为中心

《光绪祁门县保甲册》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晚清一个村落共同体的保甲编制实态。晚清祁门县推行保甲,采取的是以图甲制取代保甲制的形式。一图之设以自然聚落为基础,涵盖特定的村落共同体。一图之内,区分不同属性的户籍灵活编制甲、牌。在图甲制下,图董、甲长、牌长多由从事举业、训蒙、贸易者充任。在《保甲册》所涉的晚清祁门县村落社会中,民众执业仍不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范畴。大族郑氏主要从事贸易、手工、驾舟等工商行业,其时徽州仍然有大量经商者,且贸易之家捐监之风盛行。散居的仆姓和寄户为当地农林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在保甲设置和管理上受到大族郑氏的控制和带管。大族与仆姓、寄户之间的隶属关系仍根深蒂固。     

徽州济阳江姓的发展——以歙县江村为例

徽州济阳江姓源出于嬴姓,以其居住济阳郡而得名,唐宋之际辗转流徙至徽州各地,世代繁衍,家族逐渐壮大,形成了众多分支。歙县江村是徽州济阳江姓的显赫一支,族人擅长经商,赚取财富用于农业发展、人才培养、村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