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两淮盐务

淮盐业是清代封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以往,学术界对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与盐商经济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后期的情况则较少研究。本文拟分析同治年间曾国藩整顿两淮盐务的背景、措施及后果,对晚清的两淮盐业进行初步的探讨,对曾国藩的盐政思想也试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郭嵩焘盐政思想略论——以两淮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实行专商引岸制的盐政制度,至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破坏殆尽,其中以两淮盐政最为糜烂。郭嵩焘作为同光经世派官僚和学者中的一员,对两淮盐政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以规复淮南引地为主的盐政思想。     

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

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清代两淮盐政中的社会救济,而稳定淮盐生产、保证盐课收入是清代两淮盐政中实行社会救济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朝廷政策性救济和民间互助性救济是清代两淮盐政中社会救济的形式,两淮大大小小盐官们是实际操作者。     

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

清代前期两淮盐商,是当时全国三大商业资本之一。盐商们“富至千万”,“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资本之雄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以千万计的巨额资本的形成,是与两淮盐业制度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两淮盐业制度史,对于论述盐商之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中的纲盐、票盐的变化及其与盐商衰落的关系作一些探索。     

安岐与扬州——记中韩交往史上的一位扬州盐商

安岐是中韩交往史上的重要人物 ,清代中叶在扬州经商 ,曾任两淮盐商商总。他不仅精于盐务 ,而且对中国书画艺术有很深造诣 ,所著《墨缘汇观》一书影响深远。今扬州安家巷 ,是其故居所在地。     

清中叶两淮私盐之贩卖方式与特点——以私盐个案为视角

清中叶,两淮私贩贩卖私盐的方式之多,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百出。《吴文节公遗集》、《朱批奏折》、《刑案成式》等珍贵史料所载众多私盐个案表明,围绕"私盐"这一利益主体,各种私盐盐贩与官府在制度与非制度层面展开了激烈博弈。为了达到兴贩私盐之目的,私贩们或贿赂各级盐务官兵,透漏私盐;或与护送私盐之枭匪合作,偷卖私盐;或联合各方武装力量,抢掠私盐;或借助开设饭店之便利,掩人耳目,窝囤私盐。透过众多的私盐个案,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清中叶两淮私盐所呈现出来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同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与经济政策,已经面临日暮途穷的境地。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助军”

在分析以“盐课”满足“军国急需”由来已久、而两淮的盐赋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论述了清代在两淮盐政中征收助军费用的形式、具体做法及激励措施,最后剖析了征（加）收助军费用对淮盐产销带来的消极影响。     

徽州、淮北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

作为化外之地的古徽州,因北方长期战乱,引发北人多次南迁,中原世家大族有的徙居徽州,子孙繁衍,聚族而居,徽州也直接继承了中原文明。淮北在北人南下中起了桥梁和中转站的作用,当然也不乏北人留居淮北等。明初政府对淮北凤阳府实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政策,晚清太平天国战乱,江南人大量逃亡淮北等地区。这样,淮北成了外来人口杂居的社会。徽州社会长期相对安宁,经济富庶,文化昌荣,文化特色独树一帜。淮北在北宋及之前,虽有北人南下,但自然和人文环境总体尚好,文化名人也层出叠现,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自黄河夺淮入海和金兵犯淮,淮北文化开始凋零荒芜;明初江浙文人的大批迁淮,又使得淮泗文化稍有复苏;至晚清文化持续凋零。     

丁日昌两淮盐运使任上对盐务的改革

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首先对盐务本身进行改革。针对以往的弊病,在运销环节上,他采取了固定引额和成本的方法,不准盐商多请引,也不准盐商少运盐;在生产环节上,他督令修复生产盐的场垣,划定界限、筹备煮盐用的草薪,减轻盐的生产者灶户和盐商的负担,以恢复和发展盐业生产。其次,他通过拟定在任盐官功过奖惩章程,并定期对官员进行选拔、考核,对管理盐业生产、流通的各级官员的作风进行了整顿。     

近代江苏盐政体制改革研究

历代政府十分重视盐政管理。长期以来,地方权势操纵盐政,以致中央与地方围绕盐政管理权展开激烈博弈。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对内与对外战争的频繁发生,中央财政日益窘迫,逐步加强了对地方盐政的管理。在此背景下,江苏盐政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分别是“清中期陶澍主持的票盐制度改革、清末载泽主持的盐政院改革、北洋政府主持的盐务稽核所改革”。三次改革既有共通点,又各具特色,却因改革未触及弊政根本,以致改革不彻底,并最终失败。     

清代私盐市场的形成——以嘉道年间湖南南部私盐贸易为例

一般认为,私盐市场的形成由"市场需求"决定,盐商与官员均有可能惟利是图"挺身而出"走私食盐。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归属两淮盐区的湖南南部衡州等府的市场上,官盐几乎无法销售,而广东私盐横行。显而易见,其原因在于粤盐运输距离短,在当地的售价低于淮盐。但将价格优势变成市场事实,还需要人的要素参与。在本案例中,该要素主要有三:第一,两广盐区商人设置"熬锅"煎煮粤盐"化官为私"进入淮界;第二,两广盐区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支持广东盐商、强烈反对两淮盐区防御粤私的政策;第三,两广盐区盐商联结并依托湖南地方官为走私活动提供便利。以上诸多因素说明,在湖南南部形成的粤盐走私市场,固然离不开粤盐的价格优势,然而将市场流通的潜在可能性转为现实性,主要依靠的乃是官商联手,两广盐区的官员和盐商利用制度空间,培育与推动了粤盐在湘南的私盐市场,官与商出于特殊利益共同制造了私盐市场。而所谓"市场需求论"与"官商挺身而出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私盐市场的内在逻辑,理解传统市场体系必须关注相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清代云南食盐产销布局变迁研究

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由生产布局、划界行盐制度下国家构建的销售布局以及市场机制主导的销售布局构成,三者关系复杂且变迁频繁。滇盐产销布局在明代初具规模,雍正时期为解决盐政之弊,国家进行土井归公与取盈补拙的调整,奠定了清中后期滇盐产销的基本格局。乾隆时期食盐供应不足,官府广觅子井、借销邻盐和调适销售布局,形成了多处滇盐混销区,导致滇盐销区的盈缩。嘉庆时期民运民销制度实施后,市场机制下的产销布局占据主导,但市场竞争不利于盐课完纳,政府不得不重新实施划界行盐制度,构建界限有别的产销布局。受咸同战乱影响,清后期滇盐产销布局亦经历了无序运作与恢复的过程。滇盐生产布局变迁主要受市场需求以及国家盐政运作的影响,自雍正时期形成后就保持着稳定;销售布局则受生产布局、市场机制、盐政制度影响,不同时期各有差异。通过考察清代滇盐产销布局的变迁与划界行盐制度的废立,能揭示清代云南盐政运作中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的互动关系。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清代两淮私盐考辩——基于对淮盐重要行销口岸江西的量化分析

清代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尤其是清中叶,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私盐与官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私盐的市场份额甚至一度超过官盐。有学者认为,在清代,两淮盐区老百姓的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有一半来自私盐,即所谓的＂官私之半＂说。但对私盐经过合理的量化后便可发现,在不分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情况下,笼统地将两淮私盐比重定性为＂官私之半＂其实是不确切的,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在某一年、某几年,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内出现过,而并非有清一代和两淮各个行盐口岸的常态。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元代两淮盐业与水利管理

通过对元代的两淮盐业与水利治理关系的梳理,可知存在着两种利益关系：一个是盐业依托内河漕运的发展,官方长期实施用盐商缴纳航道维运经费的方式维持盐业航道的正常使用。另一个是生产和运销领域,水利设施维护成本由灶户负担。在官方支给成本不足和官僚腐败的双重因素下,灶户和官吏透漏私盐的问题比较严重,盐政部门为此不断加强水运过程中的管理,并排斥盐的海运。元代对运销制度的一些改革,都是试图在盐引法制度的基础上减少地方官对盐业利益的侵蚀,维护中央的利益。所以,元代盐业相关水利资源的利益博弈,实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的博弈。     

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

明代徽州木商主要来自祁门、休宁和婺源,以家族集群或地缘组合的形式从事木业运销,形成明代徽州木商经营上的一个特色。同盐商一样,到明代中后期,徽州木商已在全国范围的木业采伐运销中取得了优势,成为实力最为雄厚、地位最为突出的地域木商,也是徽州商帮形成的标志性反映。徽州木商凭其资本和人脉优势,在全国范围活动,更参与到浩大的皇木采办工程中,在早期获取过较为丰厚的经营利润,而在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营商环境日益恶化、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晚明时期,也遭到灭顶之灾,活跃在长江下游芜湖、南京等地的木商中,已难见徽州木商的身影。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研究

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大儒,理学大师,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十分重视,而且也十分重视对家庭以及家族其他成员的教育。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曾国藩家训这样厚重的书,以及记载丰富实践经验的曾国藩日记。曾国藩日记也可以说是一部东方的忏悔录,也就是他修身自省的经验总结。在当时纷乱的晚清时期,曾国藩仍不忘对家人和家族成员的指导,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入手,分析他教育家族成员的特点和内容,总结出他的成就,并且探析这种教育的影响。     

曾国藩家教思想中的修身之道及其现实启示

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对外匡扶朝政有一套,对内持家教子更是有自己的独特观点。自曾国藩开始,曾氏家族英才辈出,盛及五代。曾氏家族之所以兴盛,正是得益于曾国藩独特而丰富的家教思想。从修身的视角来看,其家教思想主要包括修身养德、谦谨勤俭、孝悌友爱和读书明理四个方面。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子女的品德修养教育大有裨益。     

重商思潮激荡下的传统徽墨经营——关于《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解读

《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是新近发现的一份徽州商业合同,其内容涉及晚清至民国初年徽墨名店詹有乾之经营状况。从内容上看,该合同反映了徽州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密切关系,与此前发现的《墨业准绳》抄本可以比照而观,从而让我们得以从较长时段上探讨传统墨业经营的内部运作。合同对墨号的管理、资本构成及筹措、商业利润之分配、职工的聘请,以及家族组织与商业经营的相互调适等诸多方面,都做了颇为细致的规定。由此可见,随着旅外商业的发展和经营状况之好转,徽商对桑梓故里的利润回馈也有所增加,这对于婺东北村落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有乾公号四轮承做合同新章》的序文还透露出近代徽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对传统义利观的反思,是新时代重商思潮的一个重要例证,反映了主流经济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