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理一分殊”释义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之一.在思考世界的部分与整体之关系,以及事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诸问题时,其论旨与《易·睽卦》昭示的“同异”辩证性以及《论语》所谓的“一贯”之道,均有某种延续性或者重叠感.更重要的是,宋儒通过重新思考人伦道德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解释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的形而上根据问题,开启了一种天道性命之学的新境界.特别是程颐藉着对《西铭》的诠解,讲出了儒家道德宇宙本体论和人生价值根源论的关键所在,用“理一分殊”的道理较好地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理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找到了较有说服力的宇宙论依据和本体论证明.后续的理学家们,继续阐证和发挥“理一分殊”的义旨,扩大了此一问题的论域,也深化了其理论的内涵,其中尤以罗钦顺、陆世仪二人为著.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

杨时是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理一分殊”是杨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范畴,相对于张载、程颢、程颐对“理一分殊”侧重于文化和道德修养层次的理解,“理一分殊”在杨时的学术体系中已被落实到具体的人伦规范。杨时的“理一分殊”所体现的是儒学的仁道精神及现实社会人伦规范的完美统一。     

理学与诗学的契合——朱熹诗法观综论

朱熹将理学修养中“涵养须用敬”之涵养移位于诗学研究,提出习诗者要象涵泳经典一样涵泳诗意,将理学本体论与诗学工夫论联系起来。朱熹之诗法观是其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在诗学问题上的反映,后世诗论正是在对朱熹诗法观扬弃的基础上开展了对诗法的进一步研究。     

"糟粕"概念在张载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兼论张载的"理一分殊"是负的"理一分殊"

张载的“道”指的是气化,这与二程的理相差很大,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一独特思想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其负的理一分殊的体用论。张载认为,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负的理一分殊);在张载看来,一旦走出“形不形”之关节点,所形成的“天地法象”“万物形色”,都只不过是神之糟粕而已。张载进一步认为,虽然万物形色为糟粕,但它实是太虚本体的藏身之地;只要在糟粕上点睛以太虚本体,则糟粕即转化为精华。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对于《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汉儒认为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意在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与此不同,北宋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深入思考,并由困惑而觉悟。同安悟道在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并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是,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和发挥,强调君子教人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朱熹的阐释无论是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不仅对后世《论语》解读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下的道德教育亦具有启示意义。     

陈樵理学思想摭鳞

陈樵是元末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他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治学路径,从六经入手,精探其理四十余年,直指淳熙以后群儒的学说与洙泗伊洛不类。他提出了“心之精神曰性”的观点,认为“心之精神曰性,神者性命之本”,指出淳熙以后的学者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洙泗伊洛之学,造成了“客意胜而经愈不明”的理论纠结。陈樵还把“理一分殊”这一命题提高到儒学之本的高度,认为淳熙以后学者（主要是朱熹）在看待“理一分殊”时,将“仁义礼智”看作成形于天地之先,把“性”看作侧隐羞恶之情,而这与洙泗伊洛之学的宗旨相左。陈樵认为,“理一分殊”是孔子之一贯,是洙泗伊洛之学的会要和根本;他还以“枳”来比喻“理一分殊”,形象而生动,使“理一分殊”的含义变得简单明了。     

论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

北宋理学家的庭园山水境界是宋人"以哲思对山水"的显著反映,是理学宇宙观与人格观在庭园山水审美中的浑然统一:依据"理一分殊"之旨而重建天人体系,使小小庭园亦显现着宇宙的本体而涵纳万有;"观造物生意"不仅是在园景观物中体味宇宙运迈的自在生机,更表现着主体明心证道而融道德于审美的人生境界;理学关于"孔颜乐处"的理想人格的树立,使游园观物中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天人乐"具有了超道德的宗教性深度,丰富了宋人庭园山水境界的内涵,也深刻影响着明清园林美学的风貌品位。     

朱熹"理一分殊"中"分"之正名

"理一分殊"是朱熹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命题,"分"的平声习惯读音导致这一命题在今天解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命题本身存有了逻辑矛盾、命题结构上的对仗失衡以及现代词汇中无法找到"分"的对等解释语等。而把"分"作去声对待,上述矛盾将会化解,而且这一命题的原有伦理意义色彩也将被鲜明激活。     

朱熹关于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一分殊说”

"理一"不是实体,是极好致善的"表德",即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分殊"是万物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理一与分殊的关系不是概念论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生命论的整体与分体的关系。理一在万物中,在人的心灵中。"理一分殊"说不只是从概念"推下来",而且是从经验"推上去",是经验与观念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人人有真、善、美的价值诉求,但最重要的是理会多样性,立足于分殊而理会理一。理一作为生命的根本法则就是仁,其实现的方法是"忠恕",只有尊重事物的差异性,从中理会一贯的道理,才能实现共同价值。朱子从生命哲学的立场,试图为人类生活建立统一的价值法则,直接讨论人类生存方式这一重大课题,并深入到心灵世界的深处,挖掘共同的生命诉求,坚持多样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态,通过多样性的实践而实现共同价值,有其重要意义。     

工夫·情调·境界——朱熹对“茶”的理学诠释

朱熹对“茶”的诠释,主要涉及茶事、茶诗及理学。从“茗饮瀹甘寒”的茶事看,朱熹借茶修身,以严肃工夫落实“变化气质”。从“茶烟袅细香”的茶诗看,朱熹由茶入理,以诗化体验抒发生命情调。从“一个道理”的茶理看,朱熹以“茶”敞开“理一分殊”,以“至严”之礼敞开“至和”之境。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的拓展

朱熹接着二程理学的思路讲,并不照着以往理学的内容讲.他把"天理"视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依据,强调"天理"在逻辑上先于宇宙万物.提出"理在气先"说,展开论证"理一分殊",使正统理学世界观臻于完备.     

《西铭》之“理一分殊”原则对人格形成的负面影响

《西铭》作为儒家经典,其中体现儒家“理一分殊”仁爱观,在这种儒家“理一分殊”原则影响下,形成了注重人文关怀而轻视心理疏导的不健全人格培养模式,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体人格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国人在人格观念上表现出家国混一、身份模糊、有治无法、忠孝愚从等四大特点。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理学家的情欲心理思想与艺术心理的关系

把“欲”与“情”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宋明理学把这个问题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理欲”是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理学在理欲问题上的保守性、狭隘性,对文学艺术起到钳制作用。朱熹对二程有所修正,他不满于别的理学家只说心性而不说情,自己用不少力气讨论情和欲,并且对人欲加以划分, 认为可以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而不是象二程等人对欲一概否定。这就给人欲留下了一片得以存在、得以实现的空间,在理学严格拘管的背景下,这是一片很难得的空间。朱熹的一个贡献,是否定诗“序”对《诗经》“国风”里的大量情歌所作的政治影射的曲解,同时也是否定了程颐等人的阐释,而从“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角度来解释, 为后人开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