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如何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以正确适用不同证据排除规则为进路

证据规则是证据法的核心,证据排除规则是决定在卷材料能否直接成为或经转化成为定案依据的关键。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多维化、系统化的规范体系,包括鉴真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证据审查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非法证据相混淆的瑕疵证据并不适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实务中,法官必须分清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厘清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外延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准用标准,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     

区块链证据的二元审查模式建构研究

区块链证据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极大提升了电子数据的证明价值。区块链证据包括形成、提取和认证三个阶段，因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区块链证据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方面存在风险，仍有审查之必要，而传统电子数据审查规则无法作出有效回应。结合区块链证据上链前后的阶段性特征，可建构二元审查模式来应对证据审查问题，即对上链前电子数据的鉴真、上链后的真实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     

电子证据概念与审查认定规则的构建研究

电子证据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独立证据类型,具有在范畴以及审查认定标准与规则等方面加以特殊研究的必要性。电子证据就其范畴而言,应定义为“以电子形式存储或传输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或信息”,包含“数据、电子、证据”三个要素;就其独立性及其范围而言,区别于书证和物证,但是与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证据存在交叉,现有立法将交叉部分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规制框架之下,这意味着其取证、保存、出示、审查及认定都将适用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电子证据在物理形式与采集技术上的独特性,导致对传统证据相关规则的极大挑战,在真实性审查和认定规则特殊构建方面要求尤为突出。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规则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形式审查的门槛在不断降低;这种降低依赖于证据调查活动规范程度的不断提升,即实质审查层面真实性的提升。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确立和完善关于电子证据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个方面的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之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体化"审查、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困境,亟须摆脱"合法性"的桎梏、摒弃"真实性"的干扰,实现由"一体化"向"两步走"的理论转型。对非法供述的界定,须淡化"刑讯"与"逼供"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肉刑或变相肉刑为基准,以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为判定要素。对毒树之果的判断核心在于源头证据与衍生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则可确认二者具备同源性,应将其一并排除。同时,非法实物证据亦无需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为要件。     

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第43条勾画了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轮廓,细致内容散见于《证据规定》《行诉解释》之中,其结构尚未体系化。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规范主义层面来看,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包括证据适用准入规则、证据调查规则、证据审核规则、证据认定规则。以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的特殊性和规范性为纲,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适用规则。     

民事间接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间接证据作为民事诉讼常见的一种证据形式,其依据经验法则和推理构成间接证明方式,该方式是民事诉讼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手段。间接证据因为证明对象多元化、证明力不确定和证明事实方式复杂化,使得法院对其采取了谨慎、怀疑甚至是排斥的态度,法院对其运用或是简单滥用证据排除规则、证明力较小规则将其排除,或是以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直接适用证明责任规则裁判定案,使得原本能够认定的事实得不到科学证明。因此,对于间接证据,首先应明确法院仅能依据宽松的证据能力制度对其作有限排除,同时应限制常识性的间接证据证明力较小和真实性规则滥用以及要求法院对矛盾间接证据证明力问题进行合理分析。更重要的是,在间接证明分为证据环、证据链等几种具体类型基础上,应明确间接证明对推定基础的经验法则之要求,确定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多样化模式,并且赋予间接证据在证明欺诈、胁迫等主观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然后法院面对间接证据时才能依赖自由心证来认定事实,使民事裁判建立在规范、严谨的证据审查基础之上。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措施初探

针对中国现行立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的问题,采取抽象分析的方法,从言辞证据、实物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分析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民权利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这一规则的确立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对有效维持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     

证据能力规则之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能力规则是证据材料能否进入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使用的认定标准和依据,在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定比较薄弱,在立法上缺少明确的界定和规则,导致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体系化的证据能力规则,是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体系化的证据能力规则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证据能力的内涵以及后果、证据能力规则的动态程序以及证据能力规则的静态标准。     

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实施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应对

我国已经确立了主要针对证据“合法性”判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对司法实务操作中遇到的样本案件之考察,可以就证据排除理由、非法证据产生阶段、质证认证等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不仅应当具有合法性,还应该保证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排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不能为法律条文所一一解决,必须根据法治与尊重保障人权之精神,谨慎应对,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确保具有中国特色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确立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卸去了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再次收集的取证负担。但进入刑事诉讼后的监察证据仍然要接受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的审查才能作为最终定案的根据。对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主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对监察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审查主要以《监察法》及其条列中具体的取证程序为依托,结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对各类法定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展开,同时应将口供补强规则"置入"监察取证阶段。     

电子证据的鉴真——以微信为例

微信证据作为电子证据的一类活跃于各类诉讼中,但微信证据因为其高度隐蔽性和易篡改的特性在诉讼中往往采纳率很低。本文从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困境谈起,从鉴真规则的法条梳理和鉴真的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揭示微信证据鉴真存在的问题,提出静态鉴真规则与动态鉴真规则相结合的解决思路以期能够改善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困境,提高其诉讼采纳率。     

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秘密监听对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对侦查日益智能化的犯罪又是不可或缺的证据收集方式.从适应刑事庭审方式对证据要求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规范,使其以最小化的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方式,达到证据收集效率的最优化,使以秘密监听收集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致因违法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从理论上解决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使秘密监听获得的证据能够最终被作为定案依据.     

英美证据关联性之内涵与性质的再界定

关联性是证据法领域的基础性概念,对此国内外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于关联性内涵的把握,关键不在于定义性的语言表述,而在于对其所蕴含之根本特征与内在价值的理解。关联性是存在于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相对性概念,是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含义的整合。"法律上的关联性"所承载的价值功能,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相应的可采性规则而实现;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这两个概念本身存在着内容上相互对应以及程度上逐渐递进的关系,而此种递进关系在关联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就证据内涵而言,关联性为其根本,但不宜冠以"属性"之名。证据能力、可采性及证明力是三个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对于具备可采性的证据,其证明力一般随着关联性的增强而增大,此一过程系通过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的共同作用而实现。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借鉴、确立和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证据规则体现了世界多个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本文欲从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着手 ,在对其进行系统价值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提出了确立及适用此规则的建议     

监察委员会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在 刑事诉讼中使用问题

对监察机关调查的证据材料不能一概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应区分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对于言词证据需进行证据“转化”。监察机关调查的证据材料进入诉讼后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合法性审查，录音录像资料应随案移送，监察人员在必要时亦应出庭“说明情况”，对在看守所留置的被调查人应实行调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提讯登记、身体检查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等制度。对被调查人供述亦应适用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监察机关自行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得随案移送。     

证据协力义务视野下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的范围与强度同非法证据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截然相反认定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正当性造成了上述困惑.应以证据协力义务取代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对已形成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并追究非法取证者的刑事、民事责任.     

影响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因素分析

刑事非法证据分为刑事非法言辞证据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刑事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已成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识,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和命运.文章认为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实则是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