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莱国彝铭试释及论有关问题

<正> 西周前期文献资料遗留下来的不多,其中有关莱国的则更少.自宋代至令,各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与莱国有关的,有些学者已做过不少研究.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启发下,结合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对某些铭文试作些训释,并以此探索与之有关的问题.一据山东黄县王道新所撰《黄县志稿·金石目》载,光绪二十二年,在黄县归城鲁家沟古墓中发现青铜器十余件,其中六件有铭文,即莱伯鼎、旅鼎、?鼎、(辶禹)?、朿卣和戈盉.萊伯鼎:" ?伯作旅鼎:.关于"?"字,释者意见不一.柯昌济先生释"?",即古族名(《(韦华)华间集古录跋尾》);王献唐先生释"华",并谓华是不见经传的小国,华伯乃归城的主     

何尊铭文补释——兼论何尊与《洛诰》

西周时期的何尊铭文对周初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尚书》中《周书》的一些文献资料。两者在研究周初历史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何尊于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铭文为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全部释文为: 惟王初(?)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白天。 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辶来)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虖乌!尔有唯小 子亡识,视于公氏,有昏于天,彻命。敬享哉!”(?)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 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惟王五祀。 对这篇重要的铭文,诸家都做过较详尽的考释。考释者无不认为,这是周初的一篇至关紧要的文字,它所记的大致意思是,宗小子何这个人在周的京室接受了周王的一番诰令后,并被赏赐了卅串贝,为此,何铸此尊特以观耀。其大意虽则如此,但对铭文中     

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考——兼议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

明代天方国使臣来华始于宣德八年(1433),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共有20余次。其中既有天方国国王派遣的官方使臣,也有以天方国国王名义来访的假冒使臣。天方国常贡之物马和玉石正是明廷所需要的。这是两国能维持长久往来的重要原因。明人对天方国风土人情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大明一统志》和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记载,到过天方国即默加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流传不广,明人对天方国的认识除"克尔白"确定外,大多是混杂模糊的。成化以后明朝使臣不再出使土鲁番以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人对天方国等地真实情形的了解。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楚辞·天问》“昏微遵迹”与商先公世系问题

《楚辞·天问》"昏微遵迹"中的"微",一般认为即商先公世系中的"上甲微";而关于其中"昏"字及"昏微"的理解,及其由此而来的"昏"是否为商先公世系中的一代,还有不同意见。结合战国楚地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就相关文本进行解读,均不支持"昏"可能为人名。《楚辞·天问》"昏微遵迹"的记载,不能作为商先公世系中存在"昏"一世的确证。     

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     

小盂鼎非康王器

清代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的小盂鼎,原器亡佚,仅存拓本,铭文约四百字。诸家考释,多定为康王器,尤以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论之甚详。郭氏定为二十五年器,依据拓本铭末“隹王廿又五祀”,断为康王,主要立论于铭文中有“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以为武王、成王之后自是康王无疑。 殊不知,“成王”之后,铭文泐缺四字,辞已不可考求。由此断为康王器,实属佐证不足。而“隹王廿又五祀”亦属误释。 1986年春,笔者与东北师大陈连庆教     

殷代的“卢方”——从殷墟“妇好”墓玉戈铭文论及灵台白草坡“潶白”墓

在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有一件玉戈(M5:580)上的铭文,原报告隶定为“卢方皆入戈五”。该戈长38.6厘米、厚0.6厘米,援部呈长条三角形、有中脊和边刃,直内,铭文刻于内的后部(图一)。玉戈铭文虽然简短,却向人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有关“卢方”的问題。此方国见于甲骨卜辞。据此玉戈铭文,说明至少在武丁的时候(关于该墓之时代,详拙著《“亚其”考》),“卢方”与殷王     

武王克商的年代——利用天文记录的年代推断法

《利簋》铭文、《周书·武成篇》、《周语·国语下》都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并涉及到牧野之战的天文和历法方面的问题。本文对此作了天文学方面的分析和讨论,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应为公元前１１１８年８月６日。     

纣王自经说质疑

公元前一○二七年,周武王率军渡盟津,战牧野,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在这场武王伐纣之战中,纣王的结局如何,西汉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是有具体记载的。据说纣王“昏暴滋甚”,武王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西周军法判例——《师旅鼎》述评

金文中的军法判例,目前能见到的仅周初成王时器《师旅鼎》和康王时器《小盂鼎》二件。《小盂鼎》审讯的是敌酋敌兵,对研究战俘审判和刑罚种类价值颇高。《师旅鼎》则是对西周军队内部违犯军令行为的审判。铭文虽只有七十九字,但对审判方式、诉讼程序及其相应的刑罚原则等重要司法制度,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是一篇难得的历史文献。该鼎全铭如下:     

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研究及其风格问题初探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史料。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入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作些客观铺述，以求教于诸位学者。以西周为例：青铜器利器是政治权力、财富、身分等级的象征。“西周铜器铭中所记‘命书’很多，都是派史或内史册命，《师部篮》由作册内史册命，《师展鼎）｝、《免篮》、《走篮》、《休盘》，则都由作册尹册命，可证”。①《周礼》卷六“大史··，…与群执事谈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     

论《中鼎》及其铭文虎方的相关问题

《中鼎二》、《中鼎三》是北宋时出土的西周重要器物,其铭文与我国南方地区古代历史密切相关。历来对《中鼎》制作的具体年代、历史背景、铭文内容及所涉史实,学术界的认识存在歧异,至今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器铭中之“虎方”问题,更为南方地区古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笔者前曾就先秦荆、楚、巴及“虎方”的有关问题撰文陈述已见,承蒙学者们议论。其中批评者的意见更促我思考,今以此文作答。     

徐子鼎

<正> 1965年出土于费县城北上冶公社的台子沟.同时出土铜鼎两件,另一件无铭文.此鼎通高21.5厘米,两耳四股索纹,立于口沿之上.浅腹圆底,马蹄形三足,腹部饰变形蝉纹一周,重3.2公斤.纹下有铭文"余子汆之鼎百岁用之"阴文九字,为春秋时器."余"作地名则为"(余阝),邾国下邑;作国名则为"徐".徐子国,伯益之后.《路史》云:"伯益     

小臣缶方鼎与箕子

小臣缶方鼎是一件很重要的晚商青铜器。五十年代以来,我们讨论过四次,略有进益。最近,《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册出版,又看到有关材料,觉得应该对这件器物作一次较详细的讨论。 方鼎系清宫旧藏,原在颐和园,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陈列。铭文最早见于《贞松堂集古遗文》,为摹本。拓本见《三代吉金文存》3,53,2。器形和纹饰都接近《劫掠》63方鼎,惟腹部饕餮纹更似同书61舌方鼎,其大小则比两鼎更大一些。     

曶鼎王年考

已见有历日铭文的西周铜器中,唯曶鼎王年说多纷繁,实有深究的必要。铭文分三段。首段记王命曶司卜事及作器,次段记小臣允的讼事,三段记匡偿所寇禾事。前两段分别记有历日,后一段用一“昔”字交代,明确是追忆往事。二三两段又是两个独自的讼案。作鼎者为曶,三段的文字都与他有关。关于曶鼎铭文的最新考释,可参阅李学勤同志《论曶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注1)曶鼎铭文载有王年、月日干支、月相,作器的年月日似不难推求,但仅前段历日“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与次段历日“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就有许多不好解释的问题:     

曹操墓出土“格虎”兵器牌考

2009年末,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宣布在安阳西高穴村发现魏武帝曹操高陵。该墓出土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7件,系科学发掘出土;另据报道刻有＂魏武王＂铭文石枕1件、大刀石牌1件,系被盗追回[1]。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公十四年之年数为203年,真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洛浩》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