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机制碎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制度现象及结构特征。为此,需要对机制碎片化这一治理新情况给予重视,探讨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成因与后果,并就如何进行有效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当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新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必须对日益显现的机制碎片化及其复杂性状况加强研究、有所应对,发挥中国自身应有的作用,并创造性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是中国持续开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的结果,也是其更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倡议。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问题。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力量,对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政治关系,发展全球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民主制度建设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先富群体治村"是近年来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回归,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和实践产生了紧张,折射出民主治理与精英治理两种模式问的张力,矫正"先富群体治村"趋势、消除民主参与的结构和观念障碍,需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村民代表会议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但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规范.     

“阿迦汗发展网络”:东非百年全球卫生治理经验与借鉴

非西方、非本土的社会组织可以在东非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通过研究阿迦汗发展网络(AKDN)在东非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指出其之所以能在东非广泛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不仅与印度和东非悠久的互动史有关,还与其采取"去宗教化、发展世俗化"的本土化策略有关。该网络不仅积极主动与本土原生社区融合,维护本教人员核心利益和地位,还与西方、全球性组织合作,同时积极争取话语权。与此对应,阿迦汗发展网络有五点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分别为与本土社区合作,促使华人华侨社区参与,积极与全球性或西方的组织交流合作,支持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通过当地媒体有效展示项目成果。最后,该案例提示,非西方、非本土的社会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做出贡献应予积极阐释,其本土化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     

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与破解路径探索

村民作为村庄环境的天然在场者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其他主体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当前我国村民在参与乡村环境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治理主体失序、村民参与内部性紊乱、自主治理创新性不足、治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导致其参与治理的有效性不高.上海市崇明区通过"全员治水"模式,在发挥村民参与治理主体性作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其他地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及启示.可考虑从重塑村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提高村民主体性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鼓励村民建立并完善村规民约、加强地方的经济与环保设施建设、构建长效的村民参与治理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破解农村环境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难题.     

“一带一路”:中国融入和引领世界的新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在新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发出中国声音的重大载体。"一带一路"战略有中国与世界互动中"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交流共存的时代特征,也是中国参与改革和完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化信息时代背景下顺应时代潮流的区域乃至全球融合战略。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前沿地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要立足其区位优势,抓住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建设东南亚交通枢纽的重大发展机遇,珍惜和善用各类基金等资源,发展好区域经济。     

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

当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逐渐失去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正在丧失领导全球治理的"能力",全球化进程因而遭遇了相当大的阻碍,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进程也正在放缓,全球治理亟需注入一股新的动力。而习近平主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时度势,开创性地提出了其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至少从四个层面与旧有的、逐渐失效的西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它始终以联合国为基本框架、始终以共同发展为基本路径、始终以平等包容为基本态度、始终以不干涉内政为基本底线。这一思想的生成,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善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核变与共融: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实践特征研究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经历"多中心"的价值核变。就引发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的外在致因而言,呈现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强化环境公共规制的基本转向,涵盖国内与国际层面的环境政策联动、世界经济振兴与整体性生态环保的交叠融合,以及多层级治理权威的社会互构。而全球环境治理所依存的国际法内生秩序孕育着自身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的复合性演进。全球环境治理范式转换在治理实践中表现为多层级协商合作体系的雏形初现,并已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法领域展露出环保规制策略统筹互补的特征。一方面,主要依靠合作网络权威与法律导向的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强调跨领域整合多样化、竞争性的治理工具。全球环境治理的范式变迁将有效促动国际司法控制与环境条约遵约管理的共融支持,为滋养国际环境法执行的民主正当性与环境效率的共向发展创造有机土壤。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南极国家安全利益的生成及其维护路径研究

在南极治理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质性参与南极事务的国家高度重视本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作为南极条约协商成员国,我国在南极享有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是基于南极事务参与实践过程而不断生成的。我国的南极治理身份和相关治理主张、国家能力和国家责任的同步增长以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的双重需要,构成了我国南极国家安全利益生成的主要理由。随着我国南极事务参与阶段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步生成了潜在型与关切型、关联型与合作型以及当前具有可实现性的国家安全利益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在持续参与南极治理的过程中,坚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外部学习与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南极事务参与中的技术、装备、人才、法律、体制机制等保障,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我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海洋公域治理研究

全球海洋公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而为全人类所有的海域及其所包含的资源,既具有主权的无归属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以及利用的规范性特征,也在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海洋公域治理正面临治理态势的权力政治化、治理供给的赤字化和治理价值导向的私有化挑战。完善全球海洋公域治理,需要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治理主体的包容与协商原则、治理方式的多元与规范原则、治理收益的共享原则。中国可以从加强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治理机制改革、主动宣扬和践行"中国话语"三方面出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公域治理进程,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

中等强国合作体是由五个仅次大国的中型力量强国,本着"志趣相投、凝合聚力"的宗旨自发形成的,意图通过集体发声、共同行动来弥补自身相比于大国单个能力的不足,进而成为影响全球治理改革进程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中等强国合作体成立之初并不被看好,但随着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表现日益出色,该国家集合体对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等强国合作体一定意义上与七国集团和金砖组织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同七国集团、金砖国家相比,中等强国合作体是三者中最弱的一方,其功能和作用仍旧不够出彩亮眼,但它在全球治理中戏码增加、角色吃重的趋势已经形成。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