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想生成探秘的双重视域及统一机制

人类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理想据以解释社会生活和引导自己的行为,往往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然而,人的社会理想的生成既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亦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因此,通过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域探究社会理想生成所以可能的理论根基,并就双重视域的内在统一机制作出阐述和说明就成为了构建可欲的社会理想的重要基础.     

社会发展目标的合理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社会发展目标是人类社会得以历史前行的价值坐标。历史表明,人类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目标据以解释社会生活和引导自己的活动,往往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呈现的"负效应"以及对其作进一步的反思时发现:行为不合理的根源在于认识即"理想意图"的不合理。为此,本文从反思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入手,探究了传统社会发展目标设计"误区"的理论渊源及危害,在此基础上着力阐明了全球化背景下合理构建社会发展目标的紧迫性,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预见和规范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构境论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

构境论为中国哲学研究界近来新显现出来的一种原创性思想。历史是人类社会存在及其存在方式的结构性延伸,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过程性的生活构境进程。一定的社会历史物质生产构序结构生成着人们建构自己的社会生活的一定重构方式,而任何一种历史认识都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借助于历史记载和古物所进行的重新历史构境的主观显现。所以,思想构境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植根于历史构境,也可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找到自己的逻辑起点。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

时间和生命存在的节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时间无疑是破解人类存在和历史意识的一把钥匙,时间在无形中规范着人的实践活动。现代线性论的时间观念并不能帮助人们真正理解历史,掌握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形成正确的实践观念。本雅明通过挖掘遗存在过去中的人类未来鸟托邦理想。提供了一种把历史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事实的国度和理想的国度统一起来的人类本真存在的历史时间意识。     

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

"民胞物与"是11世纪思想家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井田制度和重建宗族组织两个方面.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独特的社会视觉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平等作为这一理想的核心与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唯经济决定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关系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终的决定作用的理论,有人却恣意地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即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唯一决定因素的所谓"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最终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经济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捏造。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写作的理想追求,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遭遇的事实,不但使这种"想象"成为"政治的共同体",而且,也在政治道德伦理承担的过程中,对中国新诗的价值观念、话语实践以及历史建构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