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中的新世纪"底层文学"

"底层文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一种文学产物,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表面上与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原因相似.但是,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现时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因素多元共生的特点,这使得我国新世纪的"底层文学"的苦难叙事不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呈现出一种相对性和多向性的特点.     

论农民工主题写作中的"返乡"叙事

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广泛的社会潮流.在此背景下,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更成为世纪之交"乡下人进城"文学和"底层写作"的主要表现对象.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的农民工主题写作中,对人物的命运结局设置存在两种叙述模式,或是留在城市,或是返回乡村.乡下人怀着渴望与憧憬从乡村逃离来到城市.而城市生活的碰壁与对乡村的眷恋则使他们纷纷踏上归途.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返乡"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种包含丰富意味的文学形式.     

女性文学:狂欢于"私人化"写作的坚冰上

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私人化"写作,有其合法的本土语境和全球语境.它的出现,推动了文学的多元发展,丰富了文学的话语表达,更新了文学批评观念,拓宽了意义生成的空间,并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但由于"私人化"写作不断向"欲望化"、"肉身化"滑落,导致了审美价值的畸变,并陷入商业操纵和男性窥视的双重陷阱,从而走向了女性解放的反面.     

“个人化写作”的困境与宏大叙事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曾作为一种对宏大叙事反拨的写作姿态和方式,风起云涌,如今却从喧嚣走向沉寂,面临着危机与困境;而宏大叙事在屡遭病诟中,也并没有解体。通过对"个人化写作"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和宏大叙事的重新审视,认为,"个人化写作"与宏大叙事并非截然对立,在多元并存的文学时代,二者的完美结合,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写作境界。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

人类性要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被遮蔽的层面.这直接影响到对其特质和精神意蕴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学视野平等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思维定势、研究模式和受"西方视角"影响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只有那些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人类性,相反,那些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丰富的人类性.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其最深刻的变化和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作家主体归属意识中的"人类性"意识的增强和作品对"人类性"追求的强化.因此,从人类性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也才能认识其利弊得失.     

艺术还俗--90年代"先锋"创作观念的嬗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家们所面对的文化语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样他们的创作观念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嬗变.本文探讨了文学领域里的"先锋派",在90年代艺术创作观念从先锋走向市场、走向世俗的嬗变过程.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文学格局新变:通俗文学的"升格"与"雅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格局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学呈现"升格"与"雅化",主要表现在武侠、言情、史传三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对通俗文学新的更高品位的需求与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是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催化剂",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的进步,构成了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内在契机。考察中外文学史,发现文学由"通俗"向"高雅"变迁是一个规律。通俗文学"升格"和"雅化"的最终结果是雅俗共赏。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

20世纪初的中国女界新文体,是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梁启超"新文体"主张与书写实践的示范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以女界革命的文思入文,使之产生特有的应用魔力;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古旧作文陈规,随心开放文体,使之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女子大手笔和难得一见的美文;采用与女子亲合的语言表述方式,使之对妇女大群"别有一种魔力".女界新文体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它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     

未来中学语文教材整体改革构想

传统的中学语文教材，选文偏重文学而忽视实用，文章内容远离现实生活，重视读写而忽视听说，知识内容前后重复，能力训练杂乱无序等，远远不能适应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如何充分吸收我国语文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认真借鉴国外母语教材建设的长处，对新的中学语文教材的具体内容、结构形式、编排体系作出具体的整体改革，这是目前语文教育界应该面对的现实。     

走向多元文化整合的当代美国华裔写作——以美国华裔作家李健孙小说《老虎尾巴》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在题材、主题、体裁等方面都比以往的作品更为复杂多元。美国华裔作家开始超越族裔写作的界限,趋向更为普世性的思考。李健孙的小说《老虎尾巴》对康拉德《黑暗的心》的戏仿,其目的在于解构原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并通过上校“拉布朗克”这一人物形象,揭示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小说所表达的,即在不同文化及族群之间平等和谐的多元文化整合观念,正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主题叙述之一。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文艺景观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体现出了回归本来角色的多元探索姿态.中国90年代文学批评的激变与20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有着极强的话语联系,在批评观念、话语操作、批评方法、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话语的极度张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后现代主义文艺景观,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整体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与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球化历史的产物。它既记载了古老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承认并学习“他者”的苦难历程,也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挖掘和改造工程,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然而,由于现代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很少关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式分析研究。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梳理、审视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 20世纪跨度很大,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形态与特征也颇为不同,它对文学的辐射情形和文学对它的反应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弄清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是如何理解、言说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弄清他们的理解、言说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与文     

美国“后代华裔”与“后移民华裔”作家简析

从对作品的分析来看,"后代华裔"作家似乎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学景观之风格和主题不大感兴趣,还在大谈美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差异。然而,目前"后移民华裔"作家更喜欢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后代华裔"作家以Amy Tan(谭恩美)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习惯都比较"美国化"了,而且他们的作品是给美国人看的,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作家还会情不自禁地或者刻意地去寻求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哈金为代表的"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对故国还保留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不能那么容易地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同化",同时他们比较不容易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因此,"后移民华裔"作家们通常带着浓厚的"情意结"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比较文学的现代语境与危机问题

比较文学的“危机论”层出不穷 ,但真正的问题意识应切实正视自身的状况。对中国比较文学来说 ,它的真实问题源自其现代处境 ,在中国进入现代转型和中西方文化遭遇冲突时期而迫切需要比较的形势下 ,它并未得到正常发展 ,反而阻力重重 ,直至被彻底禁绝 ,然后又突然兴起、迅速扩张 ,以至它的知识学基础未能充分得到奠定。这造成了对比较文学的误解 ,忽略了它作为学科的特征 ,即对文化中心主义的超越性和世界文学的理想性。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任务不是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创立学派 ,而是要正确处理好前沿发展、分支衍生和基础学理建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