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牺牲者和一次大革命——由《双城记》中的卡尔顿和《九三年》中的戈万之比较谈开去

<双城记>中的卡尔顿和<九三年>中的戈万都是为实现完美人性精神而牺牲的牺牲者,一个是为了爱,一个是为了道德理想与人性信仰.狄更斯和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分别表现了爱与恨的对立、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两位作家在对待革命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们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英法传统民族方式中经验主义哲学观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差别.     

论《呐喊》、《彷徨》中虚无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呐喊>、<彷徨>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循环否定和自我否定现象,其思想体系也相应呈现出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面对两难选择的思想困境,鲁迅主要采用说谎和遗忘两种方式来应对,从而使<呐喊>、<彷徨>的价值选择处在一种空白、悬置的状态,这是<呐喊>、<彷徨>虚无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根源.<呐喊>、<彷徨>中所表现出来的虚无主义思想带有鲁迅本人的个性特征与时代印痕,与社会现实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     

读《老》散札

<老子>是道家的重要著作,作为先秦道家哲学的重要著作,虽然它探讨本体论及体用关系等,其理性主义的思辨色彩较同期其他著作浓厚,但这部以理性主义为主的著作仍留存原始思维的痕迹.后世法家和兵家等之所以受<老子>的影响,当与<老子>在清虚无为的内圣之学以外,还保存或吸收了黄帝、太公等古道家的外圣之学很有关系.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儒道兼赅的哲学思想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末周昙、胡曾诗的《史记》渊源解析

<史记>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在唐末颇受诗人瞩目,尤其是咏史诗,更以其"咏以永其言"凝聚了唐末诗人深沉的<史记>情结.周昙、胡曾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位.他们皆善咏史诗,本文通过对他们诗作<史记>渊源的解析,探求了唐末诗人的<史记>情结.这种<史记>情结正是对<史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史记>精神和魅力的历史见证.     

《艳阳天》再解读史

新时期初<艳阳天>被解读为对农村阶级斗争图解的政治教科书而遭到冷遇.但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和文学观念涌现,对<艳阳天>的评价,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种态度;在评价方法上,既有坚持原来的现实主义或是社会-历史-政治的批评方法的,但更多的是从不同角度对<艳阳天>的再解读.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天雨花》和《再生缘》比较研究

<天雨花>和<再生缘>是明清弹词小说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再生缘>在经过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师的推许之后,其在弹词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几成定论.可是,将它与<天雨花>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在对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反映以及人物反抗性格刻画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天雨花>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古人的"南花北梦"之说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     

《伤逝》和《群鬼》的文化批判

鲁迅的<伤逝>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作品从艺术手法到思想内涵都和易卜生的<群鬼>有着耐人寻味的可比性.这两部作品都是通过婚姻家庭题材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和易卜生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深入到问题背后.探寻其文化根源,两部作品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伤逝>可以回溯到唐代元稹<遣悲怀>及<莺莺传>,<群鬼>则涵盖了欧洲文化内部诸般的对抗冲突.鲁迅和易卜生各自通过作品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刻而有力的批判.     

试析金岳霖《论道》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想

金岳霖的<论道>具有神秘主义、重情主义和悲观主义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金岳霖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非理性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师承关系的影响,个人性格、家庭和国家背景的影响.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索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学习和领会<自然辩证法>,弘扬科学精神,对我国现阶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塞涅卡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从《论发怒》谈起

塞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是古罗马尼禄皇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和修辞学家.他一生勤于著作,给后世留下不少文化遗产,其中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发怒>、<论善行>、<论幸福牛活>、<论短暂的人生>、<论心灵的恬静>、<论慰藉>、<论仁慈>以及<塞涅卡书信集>等.他的这些哲学著作虽然名目繁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调--理性主义.     

《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和中国因素

汉文<那先比丘经>是记录希腊裔的弥兰陀国王与那先比丘之间关于佛教教义问答的重要典籍.在<那先比丘经>中明显地存在着柏拉图式的追问和辨析理式这两种希腊因素,也存在着更多的中国因素.经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孝顺这一典型的中国伦理观,并且讲述了逝者如斯、上知下愚、学而知之、大羹不和、临渴掘井等出于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和<礼记>的思想观念,安时处顺、知足者富等出于道家经典<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观念,以及所临唯信这一出于<左传>的思想观念.那先这一名字,含义本来是清楚的,却出现了不少猜测,它们既表也在后人的引述中,也见于经文中.汉译经文的行文特征也与印度和西域僧人的译文有差别.据此,可以认为汉文<那先比丘经>的译者为一位中土士人.     

生态批评下的《傲慢与偏见》和《简·爱》

<傲慢与偏见>和<简·爱>这两部作品在领先于时代、拒绝在自然观方面男性话语的影响、拓宽生态审美观、强调女性和自然的密切联系等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就这两个文本而言,夏洛蒂·勃郎特比简·奥斯丁要走得更远一些,看自然的视角更广阔一些,"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思想更突出一些,男性与女性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态度刻画得更深刻一些.     

接受美学视角观照下的“读《山海经》十三首”

对"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的解读学术界存在着历史主义和接受美学两种倾向.历史主义者穿凿附会,旨在挖掘组诗的政治寓意,结果诸家解释互相矛盾.而实际上,"读<山海经>十三首"是接受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在阅读<山海经>时,陶渊明的期待视野与<山海经>的神话性质相契合.他以<山海经>游仙娱情,渲泄政治愤懑,从而获得了"俯仰终宇宙"的审美乐趣和人生自足.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宠儿》对《圣经》故事的仿写及其意义指向

<圣经>是基督教的圣典,两希文明的"对话"与"熔融",让<圣经>的智慧烛照西方文化的各个角落,它对文学、音乐、建筑、绘画、雕刻等领域的影响超过任何一本书.<宠儿>与<圣经>的"对话"来自于莫里森对<圣经>故事的仿写.莫里森通过后现代叙事所重现的黑人历史,穿过基督教文明的厚幕,在仿写的催化下,构成了对<圣经>的戏谑与暗讽.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