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

与近代相比,“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做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和别致的审美对象。在前驱者看来,文学翻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文学发展具有恒久意义的重要工程。翻译文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多种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     

散文编纂之新探——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例

1935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编辑新文学作品的方式,成功建立了我国新文学的编纂体系;作为分体文学的编纂体例,建立了新文学史分体编纂的雏形。前后五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作品的分体编纂标准有一定的连贯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改变,这种变化更多体现在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的散文编纂上,因而,散文编撰体系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前后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散文写作地位与性质的变化。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试论作为文学命名的"新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名称已经受到质疑:陈思和主张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主张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认为,应该将其名称还原为"中国新文学".用"中国新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合理性":(1)"新文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能够为学界所接受;(2)"新文学"一词能够概括1917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质的规定;(3)"新文学"一词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文学具有永久的概括力;(4)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向度;(5)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相对的"周言性".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     

控制与自由之间:"五四"后新文学与出版业的互动效应

“五四”后 ,出版业与新文学之间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的出版业不仅酝酿与推动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而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为新文学开拓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为其不断的发展、成熟乃至经典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版业在给“五四”后的新文学有力而多方面的支持的同时 ,也受到来自新文学的“反哺” ,成为其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的研究 ,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全面地把握“五四”新文学 ,其历史性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向“网络出版”时代过渡的人们来说 ,也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非人到人试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现代报刊与新文学书评的创作实践

新文学书评从混沌初开到渐趋成熟，与现代报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代报刊是新文学书评萌芽、诞生、传播以及后续影响力发酵反哺的重要媒介。1920年代在时代的呼唤下，报刊追求“创评同期声”，新文学书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30年代早期新文学书评接受着文学发展与商业大潮的冲刷与侵蚀，迫使新文学书评在商业目标与书评的文艺性之间寻找平衡。1930年代中后期，在理论探索和编辑实践下，理想化的新文学书评最终得以实现。考察现代报刊与新文学书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新文学书评与新文学作品之间相生共存的内在互动关系，而且能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究新文学的现代生产机制，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视角。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所继承和发扬的乃是同一脉新文学传统,它们在学术上乃至学科上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现实局面,应该通过"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加以整合,以达成文学整体的统一.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作为"言语社团"用作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既能显示出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分割的现实难题.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意义,它涉及到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以语言为本体的概念体系的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和学科空间的拓展,其作为学科名称也体现着某种学术趋势和实践价值.     

“兄弟作坊”与“夫妻档”：《小说月报》翻译行为解读

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沈雁冰、耿济之兄弟及郑振铎夫妇,开创了《小说月报》“兄弟作坊”与“夫妻档”的翻译模式。这种特有的家族式翻译行为所带来的西洋名家小说、世界文学潮流,孕育了中国新文学的萌芽,也使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日本体验"与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

个性主义思潮是五四文学的重要文学思潮,它有多个接受来源,其中留日作家的“日本体验”是最直接的渊源,这可以在许多具体的接受层面上找到对应关系。此种体验给五四文坛带来了新的生命感受、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激活了新文学作家建构新文学的诉求,在“五四”新文学创建期有不可漠视的意义。     

赵树理与"京派"文人比较谈

一、从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说起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新文学的源流,同年由人文书店将演讲稿整理出版,即《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系统地建立了他反对载道主义的文学史发展模式,标举的是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且不谈这位京派文学健将主张的偏颇之处,他的这番论述显然是从历史的考察中为京派文学寻找源渊凭藉。     

不断被衍化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这个概念产生于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它起初来自苏联文学领域。后来因为政治领域里国共两党的国防政府主张以及整个大社会背景中人们的国防情绪,国防文学重提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势口号。国防政府路线由王明等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清算王明路线。而在文学领域中,由于当时延安文人多为当年的国防文学派,毛泽东并未对国防文学给予定性。建国后,国防文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被拿出来说事,使原本一个简单的概念衍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关键词。而国防文学的反对者胡风因后来的反革命罪行使得之前的两个口号论争变得更加复杂。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从联大国文系到北大中文系——兼及“新文学研究”的学科嬗变与校际转移

联大国文系虽然规模有限,为时不长,但鲜明地折射了两种办学和治学思路：以北大为代表的语言文字学的思路,以清华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前者实质上是＂北大学派＂考据学传统在国文教研中的体现;后者则是＂清华学派＂之＂会通＂思路的具体表现。由于历史原因,后者主导了联大国文系。原清华国文系在杨振声、朱自清时期即已取代北大国文系,事实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要策源地。在院系大调整中,浦江清、林庚、吴祖缃和王瑶等清华国文系学人进入新北大中文系,而原北大国文系的骨干则多被调离。故原清华国文系基本主导了新北大中文系的思路。其特点是：以文学研究为主,尤以新文学研究引领全国;重文学研究,亦重文学创作,其意在＂通＂,会通古今中西,贯通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因此新北大中文系与老清华国文系一样,在学者传统之外,也葆有着文人传统,涵育出大批优秀文艺家。这显然是对20世纪前半叶清华国文系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