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方式研究--以甘肃为例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人为本,依靠贫困群众,增强贫困村自我发展能力.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可为实现农村小康社会奠定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合社会资源,创新社会公共服务机制,创新扶贫运行机制,创新管理组织模式,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了可借鉴的新鲜经验.     

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研究

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研究课题组一、乡、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沿革及特点乡、村集体经济分别是指以全乡和全村范围内农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经济，产权制度则是相关生产资料的产权（归属）关系和产权管理体制的总和。从农村实际看，乡、村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主要...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未来十年云南农村扶贫开发战略思考

针对目前云南省扶贫开发面临的扶持对象、制度安排和主要任务发生的三大变化,结合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未来10年云南农村扶贫开发要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片区开发、扶贫到户、产业发展、环境保护与建设的五大战略,要努力创新整村(乡)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连片开发、扶贫和生态移民5种主要扶贫模式,不断完善目标责任、增收长效、服务保障、考核评价和群众参与5个运行机制,并实施相应的扶贫开发政策.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变革

农业税取消后，中国农村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在农民彻底减负之后，农村治理也陷入了迷茫期。目前县、乡、村三级管理职能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通过职能的调整适应现实的需要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农业税取消后这种治理结构遭遇的挑战，探索农村新的治理模式，变县政——乡治——村办的治理模式为县治——乡协——村辅的新结构。     

村民自治问题、对策与未来走向研究综述

村民自治在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的基本内涵在于＂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实施中相关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政村治＂等五个方面。从未来走向看,村民自治将向着权利保障、社区重建、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迈进。     

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对博湖县农村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调查

博湖县是一个农业县,现有6个农业乡,29个村,119个村民小组,人口48486人,其中农业人口37763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77.8％,现有耕地13.5万亩。博湖县以拥有全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而得名,鱼类资源和芦苇资源丰富,是新疆重要渔业生产基地和全国四大芦苇生产基地之一。近年来,博湖县开发利用渔业资源和芦苇资源的同时,在调整农村种植业结构中,因势利导,突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农民种植业技术较高的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区域化经济。目前,全县6个农业已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化专业种植小区,有近半数村成为“一村一品”专业村,其“一品”产值占全县农业产值的60％以上,一品收入占农村入均收入的70％以上,“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农村多种经营格局初步形成,促进了全县农村经济的发展。     

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静海县工业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

一、静海工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以来,静海县以大邱庄为代表的乡镇工业企业蓬勃发展。到1986年,乡(镇)、村两级的工交建企业已发展到1830多家,从业人员达到93000多人,占农村整半劳力总数的56％;农村工业产值为73566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84.59％,比1978年增加了14.5倍,占全县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84.63％。农村工业已成为静海县经济的主导产业。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与“单项突破”的村庄比较

甘肃三个在汶川地震中都受灾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两个村庄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第三个村庄.本文分析表明,整村推进模式是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的有效模式,其有效性和优越性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而实现的,整村推进模式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村推进模式是今后灾后实践和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内容与政策——来自"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启示

甘肃省徽县麻沿乡麻安村在世行西部贷款项目和国家财政支持下,探索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作机制,激活农村内部的发展潜力,培育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这一模式给我国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极大的启示.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路径探究

农村是我国社会的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题中之意,是农村社会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现阶段我国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乡政与村治之间矛盾、既有管理机制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化解矛盾,推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深化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围绕农业大办乡(镇)村企业

十年改革,陵县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其突出的标志是有史以来单一的种植业经济结构已被打破,新的农村产业格局已经形成,乡、村企业成为全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到1989年底,全县共有乡、村企业3,003处,固定资产9,700万元,从业人员29,902人,分别为1978年的5.4倍、16.6倍和3.1倍。1989年,全县乡、村企业总产值33,900万元,分别为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的33.6％、58.4％和79.2％,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农村党支部角色刍议

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我国农村基层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政治格局。所谓“乡政”，是指以乡这一级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代表国家，负责执行国家政务；所谓“村治”，是指以村这一级作为社会自治单位，代表农民，负责治理农村内部事务。目前乡镇政府同村委会的关系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协助与合作关系。这种变化的确给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管理权和推行政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制度和组织机理来看，之所以出现这种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授权方式的不同。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农村电商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淘宝村”电商集群为例

本文以2016—2021年淘宝村集群空间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灰色关联度、固定效应回归等方法，对农村电商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地域因素对农村电商集群效应影响显著，自然地理格局与淘宝村集群空间分布高度契合，淘宝村集群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态势；(2)农村投递路线、农村互联网覆盖范围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越完善，淘宝村集聚度越高，农村电商集群效应越明显；(3)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农村人口占比等因素在促进农村电商集聚生产时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弱，这两大因素在推动农村电商集聚效应增加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小，反而造成了资源投入方面的浪费，以致于出现负向的作用效果；(4)政府执行的相关环境政策、技术支持为农村电子商务快速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充分利用好相关税收政策、技术支持能够促进农村电商集群效应。研究结果为推进农村电商发展、深化农村电商集群发展理论、扩展农村电商集群形成机理研究提供借鉴。     

“学者、战士、真诚的人”──纪念艾思奇逝世30周年

“学者、战士、真诚的人”──纪念艾思奇逝世３０周年谢本书一我有幸几度去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参观艾思奇的故居。我不仅非常欣赏水碓村前的那一潭水、一楼阁、一棵树、一月台，那村前有水，环村皆山，清水交流、山水相映的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欣赏艾思奇故居大门屏风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