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博弈视角下的煤矿安全政策执行问题

博弈已经成为煤矿安全政策有效执行的"瓶颈"之一。利益主体博弈主要由利益差别、利益分配不均衡、特殊利益和高得益额等四个方面导致的。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导致煤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煤矿政策执行成本增加、政府利用公共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和削弱煤矿政策的有效效力等四个消极后果,损害了煤矿政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此,中央政府以后应当从加强利益整合和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削弱地方政府间博弈,加强政府间合作效应,完善行政问责,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建立健全煤矿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建设,促进煤矿政策良好执行。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论政策执行成本的困境与消解

研究我国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困境,有利于我们寻求合理的控制执行成本的途径。我国政策体制的不健全,是引起政策制定系统与执行系统、政策执行系统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脱节,进而导致执行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于健全政策体制,加强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实现政策资源的优化。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政策场域:一个分析政策行动者关系及行动的概念

借鉴场域理论,政策场域是包括了行动者互动、偏好、资源、制度、政策情境、行动者策略等变量的概念。将地方保障房政策执行置于政策场域概念框架中分析,可以发现与保障房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在偏好、资源、制度间"腾挪转移",相互间形成不同互动关系,根据不同的政策责任压力情境,以寻求在政策偏好与政策责任压力间的平衡,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行动,对政策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政策场域概念框架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构观与行动观的对立,凸显了政策场域形塑和转化功能。该框架不仅仅注重行动者间横向关系的变量,还引进了纵向关系的变量,揭示了政策行动者策略取向因应的不同政策情境,解决了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注重非正式关系的确立导致对等级权威的忽略以及饱受诟病的解释及预测功能之不足。?更多还原     

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鼎足关系、博弈过程与协调措施

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并形成鼎足关系,三者因资源分配以及职责目标等的差异而存在冲突。居委会与业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因接受街道办的领导而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对社区居民服务过程中,居委会与业委会并非站在同一平台上。业委会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的直接利益,要接受居委会、社工委和房管局的多重管理,业委会、居委会因存在权力交叉而会发生冲突。物业公司受聘于业委会,对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居民付费为前提的,物业公司在与居委会、业委会博弈过程中也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或者提升收费水平而提升边际收益。多元治理主体间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治理体制不合理,因此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通过在物业公司与业委会间订立书面合同、政府介入理顺物业公司与居委会间的关系,以及合并居委会与业委会的职能等多种方式,创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机制,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居委会直选的背景及政策的定型化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原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失灵,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村民自治＂的成功经验,促使政府决定通过＂直选＂来改造传统的居委会,以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的棘手问题。中央有关居委会直选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与深化的过程。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消解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保证廉政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化解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难题,需要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责任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方式加以解决。     

监督“虚脱”：妨碍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

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但在我国目前，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因其有“权”无力而无法完全履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社会监督因投诉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方面导致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虚脱”，应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论我国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

文章在当今公共政策研究的背景下,针对目前我国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不完善是导致目前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出现偏差等种种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此,要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强化权力机关和司法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职能,完善政策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促进政治社会化进程,完善各种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智能时代政策合法性的时间约束与算法优化

合法性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时间秩序为政策合法性的建构逻辑提供了基础性的参照,也在政策合法性的现实建构过程中产生结构性的约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理图景的拓展,人工智能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权力形态,对于突破政策合法性的时间约束和实现政策合法性的优化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算法权力带来了时间观念的压缩、解构了时间规则的约束,也在重构时间策略的机制与模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赋能下的算法权力更是凸显其优化政策合法性的实践价值,在充分利用算法权力的技术优势的同时,应当审慎地规避技术越位的风险,推进技术进步、合法性提升与政治文明走向深度融合.     

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政策执行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社会学嵌入性理论，以"社会人"的行动为视角，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政策工具适配性3个方面建构分析框架，审视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及存在的问题，探寻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通过分析发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脱嵌"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普惠政策执行中行动者互动"脱嵌"；（2）忽视普惠政策共同体存在的问题；（3）普惠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失衡；（4）忽视普惠政策执行者的弱关系信息"桥"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普惠政策执行中的"镶嵌"策略：重视多元民主参与，增进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信任，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的适配性，注重自主与合作相结合。     

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研究新思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政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同,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就会有所区别,因而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政策执行研究。首先,新时代我们面临新的社会矛盾,中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质量。这就要求强调党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全面领导,注重民生,关注最基层的执行者,密切监测执行行动与教育政策追求公平与质量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重新理解教育政策执行的含义,探讨执行者对政策的重构。这就需要研究基层执行者的政策再解读,关注执行者对政策认知和理解程度的层次现象,分析不同群体的利益立场,重视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再次,深谙教育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路径存在多样性可能,既有正向或者负向的直线路径和曲线路径,还有螺旋式上升路径。因而要关注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演进,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举措和执行环境。     

二元教育政策与民办幼儿园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地方机关、市场和民办园的角色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幼儿园,部分出现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下。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依循传统的二元教育政策执行模式,即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执行模式与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分析二元教育政策模式下民办幼儿园发展出现的问题,以期为民办学前教育的良好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司法的隐喻

司法过程在不同的场域中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在学术场域中,司法过程是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追求法律真理的手段;在权力场域中,司法过程事实上是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话语斗争,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是法官根据特定权力场域的权力关系所利用的一种策略。两种相互冲突的逻辑必须在司法过程中达到完好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提供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