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探微——以生死观为例

纵观方以智的生死观,早年为了抵御异族入侵,他一方面大力倡导＂杀身成仁＂的儒家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积极吸纳、改造道家的＂全生＂观,反对以＂咫尺之义,灭无訾之躬＂的消极作法。及中晚,他将儒家＂体用一源＂和天台宗＂一心三观＂综合起来,锻造成独特的＂随生死,空生死,而贯生死＂的理论体系,体现其＂全体滚用＂的学术取向。     

“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按照字面上的理解,“三教合一”指的是儒、佛、道三家思想融合为一体,但就其本质来说,指的是佛教在中国逐渐融合的过程.文章通过对“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历史,以及少林武术所体现的儒、佛、道文化内涵的分析来论述“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

倡导“三教合一”是宋代思想界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对宋代儒、释、道各家“三教合一”思想的考察,分析了每家的理论特色,指出：宋代的“三教合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唱,佛、道为伴唱而共谱的时代之曲。宋代“三教合一”思潮不仅完成了三教之间的理论整合,推动了理学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以“和合”为特征的深层民族心理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道教的发展与“三教合一”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地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道教也借此而发展、壮大和完善，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泯灭个性，终而衰弱。     

从“道”的演变看三教融合

“道”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变化发展的,“道”的演变反映出不同时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演进轨迹:汉魏时期的儒道互补、隋唐时期的佛道合流、宋元明清时期的三教合一。三教融合成为历史的主流。因此,从“道”的变化视角研究三教融合,在三教关系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

《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所谓“三教合一”并非儒、释、道三者平分秋色 ,实际上有所侧重。具体分析三者的关系是 :小说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评判人和事的标准 ,儒为立本 ;道教修炼 ,虽使孙悟空等超越了自然生命、具有无穷法力 ,却非修炼的极境 ,仅仅是进一步修炼的入门和准备 ;成佛则是小说人物的最高追求 ,佛法无边并统摄一切诸法 ,佛教思想实为极则     

从农民的反抗到农民的维权——农民社会的反抗逻辑及其特殊的“反抗方式”

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     

宋代三教合一信仰格局对民间信仰的影响——以安岳、大足石窟造像为例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认为由儒学代表的文明在宋代得以扩张并确立生活伦理同一性。此论阐述的乃是时代的宏观趋势,揆之具体的历史语境,宋代各种思想、信仰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同为柳本尊信仰道场,南宋末期修建的大足宝顶山石窟相对唐末五代修建的安岳石窟,在造像题材中有意识地彰显孝亲观念。同时,自残、符咒等违背孝亲观念,带有挑战官方伦理、政治秩序的题材也未被摒弃。这一表面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状况与儒释道三教合一信仰格局的形成及其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士大夫文化精神的指归——《西游记》“三教合一”新论

本文认为 ,《西游记》批评了儒释道三教中虚妄、怪诞、迷信的成分 ,对三教中契合士大夫生活情趣和人生哲学的成分则大加推崇。因此 ,《西游记》的“三教合一”观反映了中国士大夫文化精神。     

简论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三教”思想及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用性。不但较好解决了明代的宗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社会解决宗教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管窥--以《太平经》为例*

“神人合一”思想是中国道教思想的典型特征之一。研究发现,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汉儒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其间接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根本来源则是远古和上古时期的“神人合一”思想。《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对远古和上古时期“神人合一”思想的回归与超越,其实质则反映了修道之人对于人与人及自然和谐完美、与道合一、修道成仙之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提出,从形而上的层面为道教神学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从形而下的层面指出了修道之人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和途径,成为了修道之士的终极理想和追求。     

“儒教”对民众、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

儒家学说有许多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因素。非宗教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入世”特色 ,宗教因素则迎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神道设教”的口味。儒家的宗教性仪式主要体现在祭天、祭孔与祭祖方面 ,祭孔和祭祖两项深深影响了普通民众与秘密社会。儒家伦理思想在清代秘密社会中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成为秘密社会教义中的光环 ;二是成为秘密社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     

太谷学派的三教心法：“格物致知”释论

本文论述太谷学派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解释《大学》“格物致知”,提出了自己新的观念。他们释“格物”为合二为一之“合”,既以之指导人生,也以之构成合二为一的文化史观和世界观,主张建构和谐的世界。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其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嬗变

兴盛于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伴随着大批来华留学僧为主要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五山禅林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三教关系论争。考察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     

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白莲教“襄阳教团”的形成为中心

传统中国的秘密社会多由“师傅”及其最亲近的信徒或徒弟们组成“核心集团”,并以这一核心集团为中心,形成信徒较集中居住与活动的“核心区”.秘密社会的“核心集团”,多由社会边缘群体中的“精英”构成;其“核心区”则多处于“合法性”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的“边缘”.秘密社会的空间扩散方式,往往是从一个“合法性”社会的边缘地带,跨越其核心地带,直接进入另一个边缘区域;其“核心集团”也往往采取“裂变”的方式,即从一个“核心集团”分出成员,到另一个边缘区域传教授徒,营构另一个核心集团.     

中国的三教“和稚”与酒文化精神

酒与文字犹如酵母与酒瓤在互为因果相与发酵的漫漫岁月中日见其产品之醇正、醇厚和醇香,这就是酒与文学的天然缘分。酒之于文学的巨大威力要从生理心理以及酒文化的美学原理上来加以考察。美学生理学认为,人之所以爱美且能够十分准确地感受到美,是因为生命活力的作用,而生命活力要依靠一种被视为重估价值所最终根据的“强力”支撑。尼采认为在所有的强力状态中,“醉”是第一条。酒神精神就是生命的自由精神,中国的道家思想更接近西方的酒神精神。因此中国的酒文化精神应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对于酒文化而言,道家思想在儒道释三家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的酒文化却肇始于儒家,这一则是因为酒的生理作用及其客观效力,二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儒道释三家都很重视心灵问题,都建立了各自的心灵哲学。儒道释三家所追求的人生与审美境界都以天人合一的“和雅”之境为最高目标。三家互补相融构建以“和谐”为核心的“和雅”精神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完美整体。儒道释三家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中国传统美学使中国的酒文化精神迥然有别于西方的酒神精神。     

韶山农民运动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毛泽东是较早一个致力于研究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也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了解最为深刻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至今仍是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而毛泽东对中国三农问题如此清晰的认识,首先是来源于他领导的韶山农民运动,韶山农民运动对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约翰·多恩的乌托邦式“大同”思想

英国17世纪玄学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他传奇式的生活经历中始终坚持着“合一”的信念。这一信念源自于他的乌托邦式“大同”思想。该思想体现在多恩的宇宙观、婚姻观以及宗教观上,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理性时期的多恩追求平等、永恒和合而不同的哲理。     

“三教”改革视域下中职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课程思政是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职“三教”改革的应有之义。“三教”改革从育人主体、育人载体及育人方式等方面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路径与方式,使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推进。当前,中职学校的课程思政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对中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全面推进中职学校教师、教材、教法、评价等四方面立体化改革,以期探寻适合中职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路径,促进中职教育教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