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的现代性与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分为辩护性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因为现代性本身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两重性。现代性为人类提供了文明成就,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我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是在现代性境域中得以可能的,现代性是我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条件。我国与现代性是批判地相遇的,并且与现代性始终处于批判关系中。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属于现代性问题范畴。我们应当以作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功能,促成对现代性的世界历史性批判,把我国社会发展和世界历史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现代性与审美自觉

“现代性”是一个模糊、多义的范畴,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审美自觉是现代性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与现代性启蒙思潮的“理性崇拜”不同,审美自觉将“现代性”推进到了一个“感性解放”的阶段。现代唯美主义所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推进了现代性视域中对于人类自由和艺术自由的理解。以“感性解放”为特征的“感性学”的建立是一种美学自觉,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旗帜的现代主义则是一种艺术自觉。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

现代性问题与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性的反思是现代化深度发展的产物.现代性在整体上以历史的断裂为其特性.这种断裂表现在现代性的动力、制度架构与日常生活理念三个方面.中国是在现代性的普世化进程中与现代性问题遭遇的.中国的现代论说,在现代性问题上具有通约性."五四"在现代性的断裂背景上获得辩护理由.而现代性具有中国的特殊问题性,在自我认同的基点上,筹划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现代性格局,已经成为我们讨论现代性问题的当然取向.     

现代性、合法性与中国公共行政重建

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迫切要求反思中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寻求中国公共行政未来之路。这需要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角度回溯公共行政的发生与发展。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一方面推进了现代性的进程,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也陷入了现代性带来的困惑,由此加剧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转型中国的本质是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具有残缺性,即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这与宪政精神具有冲突性。在现代性宏大叙事背景下,完成中国现代性是中国公共行政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超越现代性之后的宪政建设。     

冲突与积淀--中国现代文学表现主义的艺术延展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是以启蒙现代性对立面出现的,这种冲突的现代性传入中国后,现代性的错位、价值观的背离致使中国文学并不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特质.然而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不能解释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审美具有自身的现代性.现代美与永恒美都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和现代形式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能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它在积淀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     

从抽象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现代性诊断的批判与超越

抽象理性批判与抽象存在(资本)批判分别代表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逻辑。黑格尔借助理性国家克服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以历史的终结为代价完成了对现代性的理性救赎,与此不同,马克思在批判抽象理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揭露抽象理性的现实历史根基——资本,为现代性的未来构建了一幅共产主义图景,开启了现代性批判话语的资本批判维度。在现代性视野中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与内在超越,不仅为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反思语境,而且为诠释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意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     

从市民社会到公共领域——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与自我救赎

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性个体主体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成为私人利益的战场,从而使得现代性走向了自我悖反;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诞生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公共领域追寻公共性,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个体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谈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公共领域可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     

福柯与现代性

历史哲学中有这样一个命题：历史的意义是在后续历史进程中确定和显现的。“现代性”问题的产生正印证了这一点,它是在后现代思潮的反思中被凸显与界定的。福柯本人对后现代持某种保持距离的态度。但是,分析表明,无论是在本然意义还是自觉反思层面上,福氏思想与现代性思想话语间均存在内在的张力关系,批判和解构是这一关系的基本方面。何谓“现代性”？众所周知,１８世纪西欧“启蒙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事件。以当代话语理论为诠释工具,福柯同胞利奥塔将启蒙思想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十分精到地概括为“大叙事”（Ｇｒａｎｄ…     

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将全球和地方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联结起来。我国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进程中,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既有文化的同质化趋势,也更为强调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悖论的是,这种异质性的强调,又是采用统一的模式,因而造就了文化差异中的同质化。与此同时,地方面临现代性时,对自我文化的重建,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审视与认定,也必然强化着地方认同和族群身份。现代性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民族文化面临现代性时,既需要积极迎接全球文化,避免部落主义;同时也根据地方独特性采取不同的应对模式,使地方话语获得全球性意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以地方性作为行动的根基,这是民族地区在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行道路。     

现代性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向度与缺失——以信息技术为例

在现代性视角下,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注入和培育现代性因素以推进农村现代化。现代性因素总体由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构成。目前,乡村治理研究基本关注到了既存于农村的各层面的现代性因素,但缺乏对理性层面中技术理性因素的研究。技术理性因素是影响现代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力量之一,如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因素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中迅速增长,需要乡村治理研究者揭示其蕴含的政治与社会逻辑。     

断裂抑或延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之辩正

在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另一种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续,二者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和逻辑性。当今中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以共时态形式出现;因此,厘清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审美主义

理性原则和主体意识是现代性思想的重要标志,而审美现代性则是现代性思想在美学领域里的展开,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中审美关系的反映,与现代性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现代性孕生了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又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重建和超越.审美主义所主张的美学与艺术的自律是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原则,审美现代性也因此具有了反省和超越的救赎意义.     

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启示。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戏剧现代性与戏剧精神: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反思与批判

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现代性诉求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关注人的个体尊严和生存状态,彰显人的个性和自由,肯定人对民主、平等、正义等生存权利的追求等。其反现代性的方面主要表现为"革命"思维统摄了整个戏剧活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戏剧批判精神的失落、创作者的主体性被僭越等反映出政治对"人"的压抑。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其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特征始终交织在一起,但它整体上所具有的反现代性内涵,使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传统。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

在现代性批判的诸多视角中,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维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悖论,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又指出了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由于现代化的不可避免性,仍然面临着现代性的悖论和分裂。只有坚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维度、方法和精神,方能保证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合理建构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现代性、文化救赎与批判理论

现代性文化救赎论是最流行的现代性问题的叙说方式之一。早期的批判理论是现代性文化救赎论的积极鼓吹者。但富有讽刺意义的是,早期批判理论的现代性理论的致命伤恰好就是他们的现代性文化救赎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使得批判理论把现代性变成了在怀旧情愫中产生的“幻想的文化现代性”,缺乏现代性要求实践自身的行动维度,也缺乏现代性介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现实维度,更缺乏现代性与传统断裂而永远关注自身、关注当下的无畏勇气。可见,现代性的文化救赎论割裂现代性的存在形态与其文化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既无助于现代性的重建与自我辩护,也无助于现代性的批判与深度反思。     

“欧战”与中国的现代性

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期"(1895—1925)中,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争论,其主流意见常常有以激进主义的形式,来宣扬普遍主义现代性的倾向。相对于此,多元主义现代性的论点,则多半被当成保守主义(或甚至是反动主义)。研究20世纪初年的"欧战"(1914—1918)对中国的影响,重新检讨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民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性的两种观点,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此一对立论述在思想史上的主要意义。     

现代性的张力：巴赫金与洛特曼的启示

基于现代性批判视域,苏俄文论代表巴赫金复调美学以对话主义为要义,主张对话的未完成性,反对主客对立,颠覆独白美学,彰显多元价值观。洛特曼差异美学推举异质要素同时共存,在差异中求共识,多元中求汇通。在反思现代性,重构话语秩序的浪潮中,梳理苏俄文论资源,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全面地辨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启发蕴含差异、多元和宽容精神的现代性多样性方案设计,还可为后现代语境下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