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正义观

长期以来,正义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热点和争议的中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正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本文试着从古希腊时期--近代--当代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粗略探讨一下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正义观,力求探索到其中的思想轨迹,使之对我们的思想有所启迪.     

神性:感性、理性的认识论核心

在知识论中,感性、理性是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工具。感性、理性与神性在认识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神性处于人们认识结构的核心。神性的本质是人们对前后一贯性的信念,它为感性和理性所形成的认识提供合法性的支持,并使所获合法性的知识回归感性。     

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的一种辩证关系。在西方文化的摇篮时代——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理性与信仰的互补：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视角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本文试图在对各种传统观点如冲突说、分离说和整合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理性与信仰互补的新视角来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与宗教

以发扬启蒙理性精神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近些年来十分重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宗教因素,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启蒙已经把宗教赶出了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反世俗化倾向与世俗化潮流几乎并驾齐驱,势头强劲,必须认真对待。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日益肯定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论证方式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相当的作用,肯定哲学尚无法完全“翻译”和取代宗教道德的内容。但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哲学-理性有其独立领域,它也不能为宗教取代。     

宗教与法律的共契互动——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宗教与法律关系的主要学说有：宗教源于法律，法律源于宗教，二者同源，二者同构。在历史上，宗教信仰和宗教禁忌构成我国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要件，是法治的内在构成要素和驱动力。在当今法治建设进程中，宗教与法律也存在相互融合的契机，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宗教与东西方高等教育的历史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高等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着重点不在于宗教本身的意义 ,而是通过回顾东西方高等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历程 ,寻找宗教对东西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理性:在科学与宗教之间

“理性”概念既有一般意义,又有多方面的具体意义,它在不同领域内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就科学和宗教两个领域来看,理性不为科学所独有,也不是隔断科学与宗教两个世界的天然屏障。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或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崇高的信念和理性化的信仰也常常成为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     

以宗教与法律的良性互动促进新疆和谐发展的思考

基于宗教在新疆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以宗教与法律的良性互动促进科学技术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发挥两者功用从而促进和谐新疆的发展；运用法律与宗教的良性互动保证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仅对边疆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塑与建设、乃至于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都有着重大意义。     

人性与神性的统一—论夏洛蒂的宗教观

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通过对主人公———简.爱由最初盲目的人性到劳渥德学校神性的指导以及宗教观最后形成的心路历程的表述,展示了自己对宗教和人性极富个性的见解,从而使基督教新教意识贯穿了作品的始终。作者正是要通过这部作品倡导自己独特的宗教观:既符合上帝的意志,又能满足人性的需要———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当时一些学者认为《简.爱》无宗教意识的看法是对这部作品的误读。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法律冲突与理性选择——“死给”现象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死给"是凉山彝族地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死给"的发生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冲突,恰恰相反,"死给"使矛盾冲突升级从而使被动一方变为主动。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死给"作为一种自杀行为,与"被死给者"没有关系,但当地的习惯法却将这种自杀行为归因于"被死给者",而且"被死给者"也确实因此而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包括赔命价、道歉等。从"死给"案的发生以及解决路径上看,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而在冲突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矛盾冲突的解决正是当地居民在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妥协让步进而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     

论《能源法》的理性及其法律逻辑

《能源法》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目标值,决定了《能源法》必然以其路径依赖作为法律逻辑的出发点与归属。国家、政府、市场与技术因此成为《能源法》法律逻辑的基本范畴。《能源法》制度选择与安排将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轴心,在这四大基本范畴的框架内进行逻辑演绎。     

秩序与权利:对音乐历史与理性的法律思考

古代音乐与以规制礼俗秩序的法律一脉相承 ,理解音乐的发展史有助于理解法律的发展史 ,音乐的审美结构和技术发展型塑了法律的语言结构和节韵 ,法律成为保护音乐著作者权利的理性护身符 ,中西音乐的不同特性为我们正确对待西学东渐的法律 ,审慎建构中国法治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

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与法律的形式理性相对应的范畴。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 ,它以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作为基本内核 ,并经此逻辑品质上达法律的伦理品质 ,而构成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基本特征 ,形成了法律从业者区别于其他职业社群的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和世俗信仰。探讨法律的实质理性 ,旨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的根本禀性和特征 ,探讨理想的人类法律生活的基本样态 ,从而 ,在通过法律而生活的意义上 ,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神秘主义与理性的双重扬弃--黑格尔宗教哲学的演化与实质

本文通过对黑格尔宗教哲学思想发展、演化过程的全面追溯 ,指出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性 ,从而将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之中的知识与宗教、科学与神学统一起来。在宗教哲学中 ,黑格尔一方面把神秘主义理性化 ,对基督教的天启真理进行了合理化的重新诠释 ;另一方面则把理性神秘化 ,将精神变成了自在自为地创生万物的绝对精神或上帝     

人性与神性的交融——《心灵史》与《荆棘鸟》之比较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与<荆棘鸟>,在现实之此岸世界与宗教之彼岸世界的交叉地带,以其对于人性、人类命运的深切洞察以及对于宗教信仰和人的精神追求的深邃揭示,实现了人性和神性的交融,展示了作家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