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家国大事。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称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杜维明论“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着重于对儒学"内在超越"特质与宗教性精神的抉发,他从儒学宗教性之前提、内在超越与儒学宗教性之表现、"掘井及泉"的内在超越之路三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杜维明对于儒学宗教性的论述,一方面深化了对传统儒家的认识理解,另一方面又找到与西方资源进行沟通对话的渠道.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是两家的落脚点不同,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动力机制作用,道家起到了平衡机制作用,儒道互补表现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对立与统一.儒道均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与西方的宗教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道德精神.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性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政治的演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于儒家传统之宗教性的探讨

学界关于儒家传统之宗教性的探讨有两种视角,一基本上肯定儒家为宗教,另一侧重于阐述其宗教性。部分现代新儒家即对宗教性之说从哲学的角度做了分析,说明其与西方宗教的异同。尤其突出了“内在超越”的概念。相对于寻求“外在超越”的西方宗教,儒家更肯定人能通过自身因素与“天”达到协调合一的方式来圆成其超越境界。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天人观念中所见之儒家人文传统

儒家讲天文与人文的统一, 以人为顺天而继成者; 而此继成, 其要在于 “自成”。在此自成中, 乃有天人合一之超越价值的实现。此即儒家以德性自成为途径达致超越的“人文精神”。其根据在于： 第一, 对天或天命作内在的区分, 由此规定人存在之界限, 从而发现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和天职在于其德性的成就。第二, 在 “性”即心而显诸 “情”的意义上发现了人之德性的先天内容。儒家“连续性”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表现在对个体性的理解上, 就是普遍性价值原则内在于人的形色实存性并即实存而显。由此, 道德的法则, 非抽象的形式或出自生存必要性的承诺和假设, 而是为人的心灵所能亲切实证的 “真实”或“实有”。中国文化“人本论”的特质, 即本于此。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是现代生活的确立。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 对中国的现代化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圣人之境——论儒家的超越本体

儒家学说是一套具有宗教性超越品格的价值信仰系统,其立“人”知“命”达“天”至“圣”的内在超越理路是基本清楚的。圣人之境作为一种超越的本体境界,它具有基督天国一样的绝对完美性和一劳永逸性。对于这样一种整体化的圣人之境必须予以打破,彻底破灭这种境界所给出的终极完满性。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孙中山的终极关怀

孙中山的终极关怀是融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之精华而形成的结晶.它集中地表现在孙中山对爱、生死、苦乐、幸福等问题的观点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孙中山的终极关怀反映了他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现实性与可能性等人生矛盾之间的态度、抉择.     

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

本文对《论语》、《礼记》中孔子有关丧祭的语录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主张为敬哀为本、丧祭有度和推崇三年之丧。孔子这种＂慎终追远＂的丧祭观,与其以礼待之的生死观和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密不可分,但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丧祭礼仪实现＂民德归厚＂的政治主张。     

乐教与儒者的宗教情怀

乐教是理解儒家精神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乐教扎根于“亲亲”之情,具体体现为与“忧患意识”有别,而与“安”“乐”相协调一致的“怛”和“哀”“悲”之情。此情实质上是超越的天道内化为人的心性而落实下来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得以呈现的方式。儒者虽深知人生之哀、悲,但以乐入手,解悟和转化现实的人生与宇宙,是一大特色。如此,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成为特有的礼乐文明的核心内涵。     

从婚丧习俗看贵州仡佬族人的生活态度

贵州仡佬族的婚丧习俗有着浓郁的地域特征,就婚俗而言,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表现其传统保守的婚姻观,辗转迂回的说亲程序表现其对待婚姻的谨慎郑重的态度,幽默风趣的婚礼情节展现其乐观而富于情趣的生活态度,暗语暗示的表达方式表现其含蓄委婉的处世之道。就丧俗而言,丧礼、葬礼和祭礼的三大程序映射灵魂不灭的生死观,丧葬礼俗诸情节表达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闹丧仪式展现对生活的热爱,乡邻亲友的支持与帮助凸显达观的为人之道。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条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条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尼采与儒家哲学生命超越论之比较

生命自我超越是中西哲学的一大主题。西方近代哲学对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建构使人类自我超越的归宿漂离宗教,尼采超人哲学力图使人类价值理想从天国的彼岸回到人间,克服了近代哲学生命终极关怀的超绝性和神秘性,从而与中国儒家哲学通过伦理方式沟通人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世界层面来实现道德的真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尼采和儒家哲学的先验唯心主义立场和专制等级主义情结,使其生命超越论陷入空洞并不失反动之嫌。马克思所阐明的在“自由联合体”中的“自由而全面的人”真正地实现了生命的超越,达到了真正的善、生命的终极价值,从而形成了对“超人”价值论和“圣人”境界论的批判。     

浅析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文宗教观

牟宗三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来确定儒家的人文道德宗教意义,认为儒教之为“教”强调了人文的生命之在于人自身而不是人格神．凸显了德性主体的“内在超越”而非向彼岸的外在超越,故而成立一最优化的“圆教”形态．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又为儒家人文宗教的完善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牟宗三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对治当代人文精神的式微,进而追求人的生命圆满和社会圆满。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