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

从经学到玄学的转变 ,是汉魏之际思想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纵观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理论发展轨迹 ,主要表现为从“儒道互绌”到“儒道双修” ,从“分文析字”的训诂到“辨名析理”的玄思 ,从经学神学目的论到玄学的宇宙本体论 ,以及从宇宙哲学到人格哲学的演变 ,使得思想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议”,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名教自然之辨”与刘勰的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

魏晋名教自然之辨由儒道思想的冲突发展为“内圣(道)外王(儒)”、“庙堂”与“山林”的融合.根据这种模式,刘勰在齐梁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潮中形成了“内佛教外儒道”的人格理想。特殊的遭际使刘勰的理想人格范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深隐而实际的特征.刘勰的审美理想融合了儒家重视教化(善)、道家重视自然(真)、佛教重视缛采(美)的观念,从而升华为崭新的审美追求.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向秀玄儒兼治研究

向秀融合儒道的本体论哲学,是当时学术思想领域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他从相信正始玄学贵“无”本体论开始,到超越“以无为本”,提出“自生”、“自化”学说,以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实现名教与自然合一。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向秀重新审视“名教”价值的理论体系以及政治实践都与众不同,他兼治儒道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从东汉后期文学看玄儒境界——兼论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思想环节

“为文之术,首在治心”。由东汉后期文人作品中表现出的心态变化、审美视角变化和作用观念的变化,推衍出一种异于汉儒正统观念的“玄儒境界”。而这种“玄儒境界”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格构造,则又成为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嬗变的中介环节。从理论根源上看,汉人能够凝聚儒、道审美趣味而形成“玄儒境界”,结穴于先秦儒、道均落实于人生而又追求于无限的超越状态;从文化背景上看,这种新型人格的出现实现了《诗》、《骚》融合基础上的艺术自觉;从历史条件上看,这种艺术的、人格的、哲学的转折,均根植于汉代后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从魏晋玄风到王门狂禅

魏晋玄学和阳明心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尽管两者产生的思想背景有异,时代不同,主旨不同,但都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反叛传统的主体自觉,呼喊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异端”色彩的叛逆声音,为重礼轻情,重天理轻人性的传统社会增加了些许亮点,也为近代以来从传统内部突破束缚,开启蒙昧,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玄学主题与魏晋玄风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以道解儒,以自然汇通名教便成为魏晋之际文人士大夫致力探讨的话题。玄学首先是对两汉经学的批判与反思。儒家…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从《原道》看《文心雕龙》的哲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承袭儒家的人道哲学，并受当时“玄学”的影响，成为“天人合一”论者。他的目的是要以之作为理论基础建立一套有益世用的文论，以反对当时无益世用的形式主义文风     

《文心雕龙·比兴》语境中“兴”义的剖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对"兴"义的描述本可按照当时已经明朗的审美路线进行阐发,但刘勰描述"兴"的概念,以毛诗、郑笺、离骚经为依据对象,从它的经学诠释意义出发,旨在讽谏教化。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刘勰的经学趋向、"兴"具有浓厚的经学传统、指责作文时弊。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     

《咏怀诗》所见阮籍政治情感及思想历程

阮籍家世儒学,少有济世之志,这一背景对他的人生价值观有很深影响,虽玄学上造诣很高,但思想真正所奉乃内儒外道.但魏晋之际曹魏朝廷内的四次巨变,对阮籍的思想感情震动极大,其内心若干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严重扰乱.从<咏怀>诗中可看到,阮籍的思想历程,实以这四次事变为标志而逐步演进,经历三个阶段,在痛苦中获得了某种人生的觉悟.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先秦儒道人格理想之比较

儒家和道家，是先秦两个重要的思想派别，在后世中国文化的传承中，二者一直互相补充，共同熏陶塑造着“中国人”①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特征。儒家和道家起初作为相互对立的思想派别，不可能主动互相学习，但在孔老的思想中，对“人”的关注是共同主题，他们所倡导的人格理想具有相通之处，这是后世“儒道互补”文化现象的重要思想渊源所在。本文拟对先秦儒道人格理想作一比较分析，以揭示两家的人格理想在多大程度上既相对又相通。 一、超越性境界之通与践行路径之异 在先秦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的人格理想中，都十分强…     

六朝文学研究的新突破──《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评介

陈顺智先生的专著《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最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浅灰色方格为底，印着一幅水墨画：大树掩映着茅舍，旁边的草地上，三位魏晋名士在清谈。用它来揭示此书的内容，十分形象传神。及至读完全书，我又被书中的内容折服。作者研究六朝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说明它们嬗变的内在逻辑和动因，这不为奇。可是作者从魏晋玄学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却值得一说。正如胡国瑞先生在此书“序言”中所说：以道统儒、兼通内外的玄学思想品格，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不仅贯穿六朝之始终，相对而言也具有最大的涵盖面，“因此，选择玄学…     

陆贾新儒学“圣人”观探析

西汉初年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陆贾在反秦,承秦,变秦的汉初国家政治学说铸造中,在君主权力论上主张“圣”即“君”、“君”即“圣”的“圣君”合一理论,使君主成为“圣化”的道德人格揩摸、思想文化“独断”者与政治军事的“独裁”者,以儒学“圣化”的道德人格与社会理论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由此奠定以大一统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的汉代封建国家意识到封建政治学说,完成先秦儒、法诸家在汉代大一统时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