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江南婚嫁论财风尚及其成因

明清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也因之发生嬗变。此种现象在江南地区尤其明显。婚嫁论财风尚的流衍与扩布,便是此种社会变革在婚姻领域内的反映。文章厘清了明中期至清代的江南区域婚嫁论财风尚的变迁轨迹;指出此风尚的产生除了经济因素是其根本动因外,江南社会传统的奢靡之风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此外,江南士大夫在婚礼消费上树异于人,富商大贾则求同于人,而普通民众则盲目模仿从众等等,也是婚嫁论财风尚积淀生成的社会心理原因。     

门徒与门眷:明清江南经忏佛事的商业化经营

明清两朝佛教虽不及前代兴盛,但其世俗化、商业化的趋势却有新的发展,这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苏、杭、嘉、湖诸府流行僧人与施主结为门眷、门徒的习俗,即某一寺院僧人固定地为某一施主提供佛事服务、获取酬金,而其他寺院僧人则不能参与的潜规则。门眷可以买卖,也可以继承,对于以经忏佛事为生的应付僧来说,意义不亚于田产、房产。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论春秋时期"烝"婚制的合"礼"性

中华文明到春秋时期已演化了三千年左右,其间的婚姻制度一定经历了逐步的演化过程,只是没有文字记载,后人无法了解其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罢了。后人在训释《左传》中包括“烝”婚制等一些古代名物制度文化现象时,难免会感到困惑。春秋时期“烝”婚现象在后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于后人据当时的伦理观来审视和评价此现象。文章主要利用《左传》中自身的、其他一些史料来论证“烝”婚制在春秋时代的合理性。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构建

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尊卑有等、重视整体、推崇道义、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明传统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成功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集主观伦理精神与客观伦理秩序于一身的"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传统道德向生活秩序渗透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社会道德生活成功构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论徐复观的礼学思想

徐复观对礼的研究,既有横向的探讨,也有纵向的深入。本文从“礼的形成在于礼之观念的自觉”、 “礼的根基在于生活世界”、 “礼的功能在于立中制节”三个方面对徐复观的礼学思想作一简单梳理,并认为其礼学思想的价值在于发掘出礼之根源意义,使现代人情感得以安顿,关系达到和谐,从而给人类提供一片和平宁静的精神乐园,这样就能从根源上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     

晚明社会生活的新动向

本文通过对晚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诸如人心趋于不足、机械变诈,生活趋于享乐化,商业对社会交际的冲击,夜生活在城镇的广泛出现等等,进行综合的考察,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对当时的礼教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并导致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向,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活的商业化与世俗化,甚至出现了生活的流行时尚。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明清之际江南文学版图中的诗歌流派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出现了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这三个极具影响的诗歌流派。在政治上他们以党社为基础,紧密联系,声气相通,而于抗清复明尤其相互心契,彼此呼应,去末节而存民族大义。在诗学观念上,则相互对峙,各行其是,呈现出诗学发展的多元取向。这使得江南诗歌创作能够承接众流,融会生新,达到了明清诗史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幅复杂斑斓的江南文学版图上的“诗学图景”,也具有了诗歌史和地域文学研究的双重意义。     

明清时期的文化消费

文章首先定义文化消费的内涵.说明文化消费在明清时期已经产生,并分析其蓬勃发展的原因.接着,从书籍、教育、祭神和旅游这四个方面具体阐述明清时期文化消费的内容,最后,基于明清时期文化消费的分析,结合我国实际,得出中国有需求也有务件发展文化消费的结论,并给出政府应引导群众进行健康的文化消费的建议.     

清代宋诗选本与江南文化

清代宋诗选本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条件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极为密切。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明清以来徽州丧葬礼俗初探

明清以来的徽州,人们对人生仪礼中的丧葬仪礼格外重视。徽州的丧葬仪礼,处在一种礼仪与习俗并存、厚葬与薄葬并行、良风与陋俗同在的矛盾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相互纠结的情形,徽州地方官府和民间宗族组织一直致力于对丧事活动中礼俗的整合,希冀以此规范丧事活动中的非礼行为。但是,这种教化与强制相结合的办法并未取得效果。     

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

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清末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象,仍然存在,故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在中小城市,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河和井水,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感染率则较低.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农业史时,这一时期的海洋渔业,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以武当山现存碑刻为考察中心

武当山进香民俗兴起于宋代,到明代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清以后,武当山地位虽有下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湖北香客最为引人注目,构成了武当山香客的主要来源。湖北民众武当朝香的风俗持续时间长、分布区域广、香客多随香会组织出行;朝山之人以平民百姓为主,也有绅士、吏员的参与;进香的时间一年四季均有,以农闲时较多;各地朝山的频率不一,根据离武当山的远近,或三年一朝,或一年一朝。     

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

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是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有"开肆"的功能,它们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因在文献中见之最多是"歇家",故将这类模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由于"客店"、"牙家"、"园亭"、"歇店"、"牙歇"等都有称为"歇家"的记载,故可把它们称之为"歇家"之异名.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