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对法政策

中法战争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在近代史上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急于求和,屈辱地接受了有利于法国的议和条件。研究者一般认为,清政府的腐败和“投降卖国”政策是造成这次外交失败的原因。对此,笔者提出一点新的看法。中法战争后期中国取得一定的军事胜利,主要是指1885年3月24日的镇南关大捷和29日的谅山大捷。这两次大捷也就是茹费理内阁在3月30日垮台的直接原因。旧论认     

重议海塞防之争

每当人们论及近代新疆问题,自然就忆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的一场所谓“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性质,过去一般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各自代表的湘淮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近些年来,许多论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海塞防之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新疆的问题,是一场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认为,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符合中华民族长远利益来看,对“塞防”论应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但能否以此论定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之争,则似可进一步讨论。     

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步入近代伊始,徐继畬可谓是少数“开眼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然而在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徐继畬因力主和局、反对轻启衅端而为时人所诟病,并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说成是“卖国”。这与洋务时期部分洋务派因主和而背负骂名的处境极为相似。事实上,徐继畬等人之所以主和是基于对敌强我弱之势的清楚认识,其主和是“势”不敌人的不得已之举,虽不免屈辱妥协的成分,但也不乏“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隐衷。因此,说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则可,说其卖国投降则不可。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李钟珏是投降派吗?

最近读到黎智波、郑增发同志的《李钟珏与“团练”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说1898—1899年遂溪抗法斗争中的历史人物李钟珏,一向推行“卖国投降主义路线”,他筹办的团练是“妥协、屈辱、卖国路线的产物”,为“租让广州湾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因此他是个投降派。我认为《质疑》的见解并不恰当,尤其可议的是该文的论证方法。本来,路线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概念。如果不加分析地用路线斗争的概念随意套到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以前的古人古事中去,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的一着”,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容易苛求古人,也容易把古人现代化。     

五四时期“卖国贼”问题中的传播因素研究

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卖国”的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国人对“卖国贼”问题的大讨论.人们在传播中日密约事实性信息的同时,也随之传播签约人责任问题的价值性信息.当国人把“卖国贼”问题从专业术语转换成政治话语后,“多数意见”的社会压力和政府的免职行为,使“沉默”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成为朝野一致认同的“卖国贼”.     

方志敏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一代民族英雄方志敏,是“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是高举抗日救国旗帜“以身殉志”的民族英雄,是中国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杰出楷模,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与共产主义思想理念融汇一体的优秀典范,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并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江湖骗术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南霸天罗思鼎曾以史学“权威”自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玩弄江湖骗术的跳梁小丑。罗思鼎在《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这篇黑文中,为了论证北宋亡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卖国主义儒家路线,煞有介事地引用了清人李堞的《阅史郄视》里一     

张佩纶辛丑议约中离京回宁原因辨误

张佩纶辛丑议约中离京回宁原因辨误陈勇勤１９０１年，已落职数年、自号“金陵寓公”的张佩纶，经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奏准，北上入京师，协助其岳父办理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签约事宜。然而在“和约”即将签字时，张佩纶突然离开了京师，返回南京。对此，史学界多认为张佩...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死去后,乃至活着时,世人就给他一顶“卖国赋”的帽子。在解放思想、注重实事求是的今天,笔者认为,“卖国贼”这顶帽子实在难以给李鸿章扣上。本文试就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主持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总崩溃;通商口岸的开辟,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工矿资源的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刺激了世界列强的野心,甲午战后,世界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单从内容到后果上看,《马关条约》确实是一个卖国条约。但问题是能否由此就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称为“卖国赋”!     

评美国的“三权分立”及其它

而今,方励之之流走完了“鼓吹崇美——煽动反党——出逃卖国”的三部曲。这伙人不仅竭力鼓吹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而且狂言要请美国人到中国当总理,胡诌“中国再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振兴”。对这些崇美卖国的言论进行深刻的批判,让更多的人正确地认识美国社会进而醒悟过来,这将有利于缩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市场,也将有利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     

宋夏庆历议和考

宋仁宗庆历四年,宋与西夏议和成立,这是宋夏关系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然而,庆历三年,宋夏使者往返不断,是年七月,元昊遣使向宋“要请十一事”,而其具体内容究竟是哪些,却很少有同志去涉及。吴天墀《西夏史稿》仅列出领土、岁币、贸易、青盐、称号五个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仍有半数以上的内容没有反映出来。另外,关于岁赐一项,史学界一直流行着“宋朝承认每年给予西夏一定数目的银茶绢帛,实际就是变相的赔款”的说法。其实,真实情况並非如此。再次,关于庆历议和前后的双方使臣,似乎鲜有人去考察,本人不揣浅陋,仅就上述三个问题,作一考述,不当之处请指正。     

地方政务服务“兜底办事”的逻辑与机制构建——基于天津市B区政务服务实践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是政务服务改革的方向与重点。为此，我们围绕“办不成的事”来探索地方政府是如何优化服务改革的。通过分析“办不成的事”是如何办成的来探讨地方政务服务“兜底办事”的逻辑与机制。结合界面政府的概念，构建包括问题、流程、行动、机制在内的“政务服务兜底”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案例进行阐释，研究发现：“办不成事”问题是阻碍政务服务兜底的主要瓶颈。对事务的研判、负责、协调、流转和吸纳是重要环节；构建回应渠道、参与渠道、协调渠道、商议渠道和备案渠道是核心流程；分级响应、“吹哨报到”、跨部门协调、一事一议和闭环运行是完整运作机制。掌握这些治理逻辑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水平。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略侵军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剿共”,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     

人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匡

我们要讨论徐继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首先必须确立几个原则,即：第一,抵抗侵略是爱国,但盲目排外决不是爱国;第二,对外投降是卖国,但理性外交决不是卖国;第三,对外开放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应有的题中之义。依据上述三个原则,徐继畲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尽职尽责的抵抗派;在鸦片战争后。他在担任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主持厦门、福州的对外通商事务期间,在处理福州英人欺侮民人、葡属黑人淹没罗吐和含壁杀死杀伤民人。尤其是英国传教士等租住神光寺等事件上,持的是一种理性的“两不偏袒”的稳健态度,依法办理。以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无什么大的不当;他还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一,为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作出过重要贡献。     

杜文秀“卖国”说辟谬

绪言对杜文秀有“卖国”的谬说,起于一张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勾当。前者是外国侵略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干的骗局。杜文秀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响应太平天国,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只称兵马大元帅,不肯从部下的请求进位称王,就是表示不肯裂地割据,就是拥护祖国的统一。他的行动,昭然共见。他团结汉、回、彝各族,在他领导下的政权,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三教同心,联为一体”。他又曾对天主教神父勒格尔暹说:“我了解你们的宗教,我念过关于你们的书,回教徒和基督教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

全国革命民众们! 国民党政府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帝国主义订了华北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将华北广大地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帝国主义,但这还是国民党公布了卖国密约的一部分。虽然汪精卫等卖国罪魁无耻的说协定只限于军事不及政治,而实际上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秘不宣布的大规模的卖国密约。据本政府所得关于此项密约的内容大要如下:(一)华军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缓冲地带。(二)华方承认“满洲国”“蒙古国”。(三)制止义勇军一切活动,相机解决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武装。(四)华方保证停止一切反日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民众绝对不承认此项密约及华北停战协定,因为     

盛宣怀与利用外资

盛宣怀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是一个“亦官亦商”,联络“中外”的复杂人物.过去,经济史学界对盛宣怀的评价,大多是否定的,尤其他大借外债的行径更是被斥责为“卖国”和“投降”.其实,盛宣怀是一个矛盾性格的人物,他在借用外债方面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因此,对他在这方面的言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历史考察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72年历史进程中,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不少论者认定清政府从鸦片战争起就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走狗”,是“卖国”的政府。如范老就认为,《南京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满清政府出卖中国的疯狂性”等等。笔者则不以为然。本文拟系统考察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尤其对列强的态度,以求客观估价清政府在中华民族与列强这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传统至今 ,史学界经常说“唐宋”、“治隆唐宋” ,笔者认为不科学。宋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 ,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 ,不能与唐等统一朝代并列。宋所处的历史时期应称“五代六朝”。宋在当时也不最“隆盛” ,一个异族的“臣、侄”国不能称“隆盛” ,真正“隆盛”的应是它的宗主国辽、金和后来灭它的蒙古 (元 )。对宋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懦弱、腐败、卖国和反动性不应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