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思想

先秦古籍如《礼记·曾子问》、《庄子·天下》、《韩非子·内储说下》都只称老聃或老耽,不称李耳。则老聃当是以老为氏,其名为聃。《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为周守藏史。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长,故史称孔子问礼于老聃。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     

论老子的“道”

一老子的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是早已存在的一个問題。这个問題不仅在当前引起了許多学者的爭論,而且在过去也影响了許多学者对于老子学說的看法。在历史上,韓非子是距离老子的时代比較近的,他研究过老子的书,著有“解老”“喻老”两篇专門說明老子学說的著作。关于什么是“道”?韓非子在“解老”中說道: 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韓非子在“解老”中认定“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又說:“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足见韓非子是从唯物的方面来理解老子的道的。     

道家思想与汉代抒情小赋

崛起于百家争鸣、诸子横议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儒、道两家,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最为巨大,但是,“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①它们两派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和斗争。当然,正是它们的对立和斗争,才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和中国文学的发展。紧承先秦的汉代,无论是在哲学、政治、文学诸方面,都能看到这种对立和斗争的影响,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之一的赋,则更无例外。因此,本文拟就道家思想对汉赋——主要是抒情小赋的发生、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影响和当时思想界斗争的关系,它的意义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老子本原序

《老子》一书,于先秦诸子中素以哲理深颐著称。自战国之世,即有专著“发明序其旨意”。两千多年来,解老注老之作,不啻百家,或阐扬道德微旨,或疏解章句奥义;然得其精微者固甚多,而失之偏颇者亦不少。韩非解老喻老,即将老子就范法家;后世道者释老,每多造作玄虚;而儒士从其兼济独善理想出发,往往于老中掺入儒学;致使老子面目,间有失其本真。近世出有不少解老名著,力图矫古注之弊。阐幽启秘,诚多所发明;然用现代哲学观念比附老子者,亦在处多有。     

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儒道关系的演变

儒道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从起源上的儒道异说,到学派上的儒道互黜,思想上的儒道互补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考察先秦儒道关系时,司马迁的一段话,成为人们形成"成见"的一个重要依据："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     

当代中国政治儒学批判

蒋庆的"政治儒学"是对孔子儒学以"正名"为宗旨的"春秋大义"的异化,最终与"康党"的"新康有为主义"走向合流,标志着"政治儒学"已经走向"堕落"与"终结"。究其原因,在于蒋庆与"康党"不懂孔子的性命之道,舍"内圣"而求"外王",以儒学为干政的工具。故当代中国的儒学研究应当回归孔子儒学的性命之道,对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以儒者的修身立世风化社会,真正将儒学复兴于儒者的现实生命与社会生活之中。     

作为经典的老子文本与隐喻机制

历来研究老子文本(指《道德经》)微言大义和版本歧变者众,但研究老子文本书写机制者罕见。以通行本为例,老子既要“言道”,又坚持认为“道不可言”,如此“两难境地”,老子文本选择以隐喻为核心的话语机制,借它物与“道”之“相似”,以“言道”之“能指”,实现了“道”之“可言”“可名”;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了“非道”、“不道”的一方面“不同”,也即溢出“能指之相似”之外的内容(所指),实现了“道”之“不可言”“不可名”之端。如此而已,实乃老子文本作为经典存在的关捩点,是认识老子文本话语机制的不二法门。     

严复《〈老子〉评语》略析

严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评点《老子》时,将老子之“道”与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互证,以“无为而治”来比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用“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说明《老子》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的科学思想,并将“道”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进化、文明等概念相疏通,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中西会通色彩。这种会通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论董仲舒的人生理论

董仲舒被后人誉为汉代儒者之首。从中国人生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董仲舒适应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向大一统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用当时流行于世的阴阳五行之学阐发儒学,从《春秋》中发掘自己学说体系建立的源泉活水,利用与汉武帝“对策”的方式促使儒学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上升为“独尊”,并使儒家学者设计的人生模式脱颖而出,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学与战国时期社会互动研究

在乱离的战国之世,早期儒学还处于“不治而议论”阶段,但由于战国儒者的推动,它却以开放的姿态在其他地域得以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儒学与其他区域文化,与战国诸子学形成了互动关系,为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滋养.当然,儒学能够成为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显学”,从根本上说,应与孔子学说“述而不作”的特质有关.早期儒家集此前诸贤哲智慧之大成,使其成为由“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转变中“道术”的新载体.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老子教育思想要义解读

老子创立了以“道”、“无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由此老子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能悟“道”、弘“道”的“圣人”,教育方法是“行不言之教”。老子还对“为学”与“为道”的关系,以及师道观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为此,可以从探讨老子的哲学思想入手,对老子教育思想的内在要义及其影响进行解读,以分离出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元素。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楚文化与老子之道

针对学界出现的对“老庄之学为楚学”的质疑,在全面系统地学术梳理后发现,从思想根源上看,占《老子》八十一章1/3多篇幅的老子道论,其受楚文化影响十分深刻:老子道论渊源于楚开国人物也是楚哲学开山人物鬻熊;老子以水喻“道”得益于楚文化的生成环境;楚文化的特异性成就了老子之道的特点,即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的特点带给老子之道以极端的神秘性,楚文化的创新求变精神使老子之道具有极大的变化性.不论是从地域文化上说,还是从学派文化上说,乃至置于整个中华文化上看,“老庄之学为楚学”是可以成立的.     

《道德经》之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研究

在《道德经》中 ,老子运用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 ,围绕着“道”这一中心概念的逐步展开 ,构建了充满着辩证法的哲学体系 ,成为中华文化的奇丽瑰宝。论述了“道”为“一”、为“无”、为“无为”、为“自然”的一分为三的哲学内涵 ;“自然”为老子哲学体系的开端 ;“道”的“万物得一以生”、“反者道之动”、“物壮则老”、凡事“守中”的一分为三的作用和意义 ;求“道”的一分为三的过程 ;并以此讨论宇宙的起源 ,世界的形成 ,事物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 ,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及其解决的方式 ;还讨论了黑格尔对老子一分为三哲学思想的探讨。     

论老子的中和之道

与儒学相对,老子提出自己治世的“软”方法——中和之道,它以无为为核心,以万物的神奇生命力为条件,从反面立论,从表面的柔弱处、谦下处出发,以退为进,以不争之争的无私最终成就其私,从而达到万物和谐发展的无不为的目的,老子中和之道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很有启发意义。     

佛教与儒学的三大差异——朱熹的分辨与判断

选择"道体的特性"、"伦理的关怀"和"工夫的路径"三个方面,对朱熹辨别儒佛差异的情形加以梳理与分析。在"道体的特性"方面,儒学是"一",佛教是"二";在"伦理的关怀"方面,儒学是以伦理乃天地所赐于人而为自然,佛教则以绝灭为事而视伦理为赘疣;在"工夫的路径"方面,儒学是无心以动静顺时,佛教是刻意以栖心淡泊。因此,佛教与儒学不仅存在末用之异,也存在本体之别。朱熹对佛教与儒学差异的辨析,是对北宋以来儒者辨佛教、儒学之异的总结,对当今儒者辨别儒者差异也有启示意义,自然,朱熹在辨析佛教、儒学之异实践中所表现的对佛教的误读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看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态度

无论是“道问学”还是“尊德性”,都只注重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客观事物的伦理意旨,因为儒学的本质是修身为本的为政之学,其主旨是不可能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儒学的盛行尤其是理学在明代的一统天下,严重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北朝的经学与儒者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又转入北朝,与南朝对峙。于时“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然而,正是在这戎马纷争,干戈日举之乱世,汉族封建统治思想儒学复兴盛于北朝,并产生出一个新的经学学派,即后世所谓“北学”;同时,涌现出大批习礼诵经的儒者。但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个“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