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树论略--兼论龙树与《华严经》的关系

公元3~4世纪印度著名智者龙树是印度乃至世界佛教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龙树创立了大乘空宗,对佛教的理论和实际修行由小乘转入大乘起了决定作用。龙树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八不缘起”、“实相涅槃”等)都被后世佛教的显密各宗当作自己的理论渊源,被推为“释迦第二”。     

"极微论"与反"极微论"——以罗什与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讨论为中心

在<大乘大义章>中,慧远与罗什对"极微"的不同理解,不仅表现出二人不同的宇宙观、本体论,也显示出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中观学说与"极微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下的交锋、以及在印度佛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佛教学者对于"毕竟空"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静功、气功与密宗

佛教,相传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教又有大乘与小乘之分。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印度婆罗门教的部分教义相结合便形成了密教。它主要宣扬“三密相应”、“即身成佛”。这一佛教派别,产生于印度后期佛教之中。公元八至十一世纪间,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结合,逐渐形成西藏密教的传统,称为“藏密”。传到日本,成立真言宗,称为“东密”(台密)。与“密教”相对,佛教对密教以外的各派别统称为“显教”。这就是藏传佛教的“显”、“密”两系。也就是“喇嘛教”的两系。     

驳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

松本文三郎的《弥勒净土论》误解了早期佛经中的记载,混淆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关系,在此错误的前提下否定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认为其受到了后世大乘思想的影响。松本文三郎以义净记载印度小乘佛教不礼菩萨、不读大乘经,来证明小乘佛教一开始就没有菩萨信仰,其理由不成立。实际上,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时期。小乘佛教内部孕育了大乘佛教,其中弥勒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源头。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观点有误、证据不足,实为倒果为因。     

浅谈《大乘起信论》

在佛教典籍中,尤其是大乘佛教典籍中,<大乘起信论>是一部非常具有影响的论著,它与中国的佛学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历来存在诸多分歧,相左的意见和言论大量存在,至今未有定论.本文暂不述及这一问题,只对<大乘起信论>的文本中缩包含的佛教理论谈一些体会和看法.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大乘佛学与过程神学的对话——论南乐山(Robert.C.Neville)的佛耶比较思想

美国比较宗教学家南乐山(Robert. C. Neville)采用主题分析法,以基督教过程神学的核心范畴"创造"、"过程"与大乘佛学的"空无""因果"进行比照诠释,在佛耶比较的视域中论述了佛教中道、真俗、体用等范畴,凸显了佛教信仰、实践的特殊之处,揭示了佛教的价值和基础所在,彰显了佛耶两大宗教深入交流对话之可能,为佛学的全球化提供了有益参照。     

普贤信仰及大乘普贤形象的演化

普贤信仰为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中地位显赫、关键.本文爬梳文物文献,认为普贤信仰乃雅利安人理想化的故土和部派佛教时期某一称为"普贤"的信徒这两种因素糅合的结果,早期大乘佛教关于普贤菩萨来历还有着其他异说.印度的大乘普贤形象,最初当为在家居士形态,再演变为骑乘六牙白象的天神,或以十罗刹女而为普贤胁士.中国的普贤形象又有了明显的变化:普贤相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异;一佛二菩萨和单尊这两种格局中的普贤形象,皆与印度有所差别;对普贤形象作出了新的阐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普贤坐姿及面容并不雷同,特别是还间或闪现了女性化的普贤形象.     

太虚法师对藏传密教的融铸

近代佛学思想家太虚运用契理契机的原则,站在整体佛教的高度,认为藏传密教只能是大乘佛教八宗之一,而不能独立于显教之上别为一教;藏传密教讲究修学的次第和大乘精神的实践,但是其自标高明的做法导致了迷信,"男女双运"的做法导致秽行流传,对社会风俗的净化没有成效.因此,应吸取藏传密教的长处,冶藏密为"中密",为振兴中国佛教和建设世界佛教的宏图服务.     

谈《西游记》中的佛学意味

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一部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从其取经故事源起到成书可见《西游记》的故事原型是佛教的;他的故事主旨体现了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取代、文本回目及诗词韵文和名词术语都涵盖“明心见性”的佛学意味。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论初期的大乘佛教及其学说

早期大乘佛教是东方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它的起源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必须依靠汉译佛典来进行是它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大乘佛教把唯心主义的思想推向了神秘主义的信仰高度,另一面它又具有世俗化的思想内涵。无论在印度哲学史的探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需要理清和打通的认识环节     

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藏传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或喇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藏传佛教,一是指在藏地形成或经藏地传播发展的佛教;二是指以藏语、藏文传播的佛教。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大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根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应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且有两个途径,一为印度,二为汉地,是由印度佛教、汉地大乘佛教、藏区原有的苯教以及藏地的民俗习惯结合而成的。根据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时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多派系和自己独有的特点。     

“是”与“真”、“空”与“觉”——僧肇佛学的主题

从四个层面入手,探讨僧肇佛学的逻辑进程。第一,有无思维建立在"是"的哲学观念基础上,并试图对事物作出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僧肇对此加以批驳,认为如果不对"是"的思路加以反思,就无法明确大乘佛学对于"真"的认识;第二,经由对"是"的相关思维的批判,僧肇佛学使大乘佛学在"真"观念上的见解凸显出来;第三,借助于《中论》的论证,僧肇认识到大乘般若学的"真"观念与"空"的学说相联系,从而实现了"真"与"空"的辩证反转;第四,通过"空"的真相肯认与"真如实相"的呈现,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觉"顺而就在逻辑与宗教悲情上获得了圆成。     

原始佛教中佛陀的非神性思想探究

佛教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作为创立佛陀教育的导师,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两千多年来被大众尊崇为至高无上的神祇.原始佛教时期,无论是释迦牟尼本人亦或是其教义中,并无神性宗教色彩.如果以原始佛教的社会背景及原始佛教典籍为中心,正本清源,探析原始佛教时期释迦牟尼的主要思想,可以发现:彼时之释教仅为道德性教化,而非宗教性宣说,也并无后期大乘佛教及密教中佛陀的神人格宗教色彩.     

略论中国文化汲取佛教文化的逻辑进程及其历史启示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29卷第9期上发表文章指出:(1)佛教初传,以黄老神仙方术和玄学为中介,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互相认同和依附;(2)僧肇、竺道生对佛学原义的把握,标志中国人对佛教由认同走向辨异,佛教由依附走向独立发展;(3)儒道与佛的冲突是佛教由原义、独立而进入辨异、摒斥阶段;(4)佛道相互吸取,道教进一步完善发展,佛教中国化;(5)以佛教中国化为中介,儒学吸取佛学而产生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学为主,儒、佛道并存互融,相互协调的新的有机系统;(6)在中国文化汲取佛教文化的逻辑进程中,作者对于汲取外来文化的基本矛盾和内在规律…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略论宗喀巴的缘起思想

宗喀巴提倡并修戒、定、慧三学,其理论观点主要来自中观应成派,为了摘清楚中观学派的发展线索,这里首先介绍一下中观学派在印度的产生发展和宗喀巴之前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观学派,亦称大乘空宗,约3世纪时(相当于中国东汉中叶)由龙树和提婆(圣天)师徒二人创立。当时佛教“正倾向于从分化而进入交流与综合的新机运,于是(龙树、提婆)综合南北、空有、性相、大小的佛教,再建佛教的中道”,根据《般若经》性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