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分析

乡镇政权是我国权力体系的基础。乡镇政权在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家政权、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行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结构失衡和功能柔弱。实行简政放权,理顺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是乡镇权力结构与功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政治、权力与法

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是同质、同构的。政治是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法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达到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衡平,衍生出来的第三种权力,是对个体权力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做出裁判。法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静止状态下的政治。政治有三个层次——高于法、法本身、在法的范围内。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 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部著作中所提出并且加以分析的问题.而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部"描述"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的相关概念、论述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保甲制度与宗族势力的调适与冲突——以民国时期的广东地区为例

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晚清与民国政府都曾积极利用宗族力量来维持其在乡村社会的统治,但强宗大族也会对国家的乡里政策起到滞碍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政权积弱的时候。民国时期,宗族势力与国家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之纠葛尤为明显,二者相互影响、相与为用。本文以广东为例,谈谈二者的调适与冲突,并反思民国以降中国乡村治理的劣化倾向。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转换的过程,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国家自行消亡的过程。从“为民做主”到“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与社会权力的转换,其有效途径是“村民自治”,但这只是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权力的开始。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

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     

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研究——以清代民事习惯为视角

族长既是在儒家"亲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管理家族事务的家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执行者以及传承者。清代民间形成的关于家族和族长的民事习惯反映出家族族长之于国家管理、民间治理的重要作用。族长是一个家族的家长,是国家和民间均认可的家族代表者和管理者,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最高权力。但是,族长在产生方式和职责上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宗子有所不同,除了以家族"最尊长"者自然担任外,通常由族众公推选举"贤能"之人担当。族长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家族日常及重大事务,充当家族事件的见证者、纠纷的裁决者以及家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维护乡里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功能。     

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探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大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党与人大的政治法律关系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与国家政权机关中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党与人大政治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其基本运作程序的探析,厘清党与人大之间真实的政治法律关系。     

从“国退民进”到“民进国退”——浅析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现状及发展前景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政权、乡村基层政府以及民间社会三者权力关系的演变发展,结合当代理论界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及观点,反思西方经典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后果和深层次影响。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三者一体，相辅相成，有效地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在都市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都市，乡里管理在国家政权统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不在地主与乡村权力生成机制变动——以满铁调查所及的华北区域为中心

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之前,国家政权一直未真正渗入基层社会,官方留下的权力空间借助乡土社会的内生权力得以弥补.在20世纪前期的社会变迁中,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富有乡土印迹的内生权力生成要素因不在地主阶层的规模性形成而失去往日之绩效.探讨社会变迁中的不在地主与乡土社会内生权力机制变动的问题,无疑是乡村政治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论金前期社会秩序的失范与重构

金代前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女真内地及辽宋故地均出现社会秩序失范现象,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传统权力体系遭受破坏,社会信仰危机显现,民生困顿、经济凋敝等多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金朝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的措施。金代社会秩序重构的官方路径主要在于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民间路径则以人伦亲情重构为重心,扶危济困,恢复民间信仰等也是必要手段之一。金代前期社会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变的过程,而旧辽、旧宋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及一些地域信仰也在其中助力匪浅。     

多重理论视野下的传统国家与乡村问题

文章试图通过回顾分析对士绅社会、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对传统乡村的解读方式,对传统中国国家与乡村的权力关系进行一次知识层面上的梳理。文章以为,当下围绕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而出现的争论,应是对传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认知差异,而分歧的解决则需要对传统国家与乡村的动态权力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明确国家政权向下延伸的边界、限度。才能进而讨论进行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的可行性。     

政权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

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由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构成的政权组织体系则是实现权力集中和渗透的必要条件,由此开始了"政权下乡"的过程.传统社会实行"县官治县,乡绅治乡",国家治理是"无根的统治".20世纪下半期,由于底层经济社会的变革,使国家政权在乡土社会扎根.但国家政权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也面临基层官员自我利益扩张造成政治阻隔等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