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单产保险纯费率厘定的实证研究

粮食保险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其费率厘定应以风险区划为基础,准确的费率厘定将有助于政府制订出科学的保险支农政策。本文从以产量变化测度自然风险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这一新的视角建立了粮食安全自然风险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系统聚类法、K-均值聚类法和模糊聚类法对我国粮食生产进行了省级保险风险区划,并以Fisher判别法、Bayes判别法和逐步判别法进行了回判验证。在对各省（市、区）粮食单产分布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选取经验费率法厘定了单产保险的纯费率,并结合风险区划结果和政策取向对纯费率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实施较小基本单位的风险区划和费率厘定,基本单位越小,费率厘定越符合实际,但工作量越大。     

气温天气指数保险的费率厘定——以粮食作物为例

天气指数保险是传统农业保险、区域产量保险的创新。选择天气指数保险,探讨其费率厘定,有助于克服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确保农业保险快速、健康地发展。粮食作物气温天气指数保险的费率厘定,首先要测算低温(或高温)的严重程度,计算低温(或高温)测度值;再分析气候因素导致粮食作物减产的程度,计算气候减产率;然后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确立气候减产率与低温(或高温)测度值之间的定量关系;最后根据该定量关系以及低温(或高温)测度值的期望值,求得气温天气指数保险的费率。该费率厘定方法,科学地测定了低温(或高温)程度,把赔付概率、触发值、费率厘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以长沙县早稻保险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不同产量分布下湖北省县级水稻产量保险的纯费率厘定

文章利用湖北省82个县市1991～2007年的水稻产量,使用极大似然法估计Normal、LogNormal、Logistic、Beta、Weibull分布,并以2001～2007的平均产量为关键产量,以拟合的分布为水稻单产分布,厘定了湖北省县级水稻产量保险的纯费率.研究表明:大部分县市在Logistic、Weibull分布下拟合得比较好,有68个县市在这两个分布下的A-D检验值最小;非对称分布下的纯费率一般要高于对称分布下的纯费率;纯费率的精确厘定依赖于单产分布的正确选择;最佳分布下的纯费率能够很好地反映整个经验期的产量波动.     

非寿险费率厘定的索赔频率预测模型及其应用

在非寿险分类费率厘定中,泊松回归模型是最常使用的索赔频率预测模型,但实际的索赔频率数据往往存在过离散特征,使泊松回归模型的结果缺乏可靠性.因此,讨论处理过离散问题的各种回归模型,包括负二项回归模型、泊松-逆高斯回归模型、泊松-对数正态回归模型、广义泊松回归模型、双泊松回归模型、混合负二项回归模型、混合二项回归模型、Delaporte回归模型和Sichel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认为:这些模型都可以看做是对泊松回归模型的推广,可以用于处理各种不同过离散程度的索赔频率数据,从而改善费率厘定的效果;同时应用一组实际的汽车保险数据,讨论这些模型的具体应用.     

基于分层广义线性模型的非寿险费率厘定精算模型研究

非寿险业务中的损失数据结构日益复杂,呈现异质性与相关性并存的异象。分层广义线性模型能够突破传统费率厘定精算方法仅分析风险个体同一保单年损失数据的局限,可以提高复杂结构损失数据预测的准确性。基于分层广义线性模型等方法,研究具有多年损失数据的非寿险费率厘定问题,并以车险和工伤补偿保险的两组损失数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GLM而言,考虑随机效应后GLMM的拟合优度大幅改善,GLMM与HGLM可以更有效地反映不同风险个体的差异,并有利于揭示风险个体在多个保险期内损失的异质性与相关性。     

基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的经验费率厘定

信度模型是非寿险精算学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从20世纪初至今,信度理论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的有限波动信度模型;二是目前的最大精确信度模型.有限波动信度模型强调结果的稳定性,而最大精确信度模型强调结果的精确性.因此建立信度模型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信度模型的分解可以看到:传统的信度理论对风险的刻画方法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的结构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故可以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来厘定经验费率.     

基于贝叶斯偏态线性混合模型的费率厘定

线性混合模型是非寿险费率厘定的主要方法之一。通常的线性混合模型假设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而保险损失数据往往具有右偏特征,这使得该模型在非寿险费率厘定中的应用受到一定影响。在通常的线性混合模型基础上,假设随机误差项服从偏态分布,即可建立偏态线性混合模型,从而改善费率厘定结果的合理性。基于一组实际的保险损失数据,应用贝叶斯MCMC方法建立几个不同的偏态线性混合模型,并与正态分布假设下的线性混合模型进行对比,实证检验偏态线性混合模型在非寿险费率厘定中的优越性。     

Copula函数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

文章运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技术并结合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来估计Copula函数中的参数,克服了传统方法在估计Copula函数参数时的不足.并通过计算机仿真分析,证实了此方法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基于生存分析法的中国政策性农作物保险费率研究

为探索生存分析法对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纯费率厘定的适用性,采用辽宁省盘锦市1987—2008年的水稻、玉米和高粱作物单产数据,分别运用生存分析模型计算出75％产量保障水平的基础风险与巨灾风险概率,进而厘定出三种作物保险纯费率分别为3．0％、3．7％、3．7％。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解决国内作物保险纯费率厘定过程中的巨灾风险厘定难题,将对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定价与补贴政策提供科学的研究依据。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在恒生指数收益率分布中的应用

文章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对恒生大盘指数的收益率分布函数进行了研究.这种新方法不仅很好地刻画了收益率分布的尖峰肥尾等非线性特征,而且比一般的正态分布更能捕捉市场的风险特征,结论也更加准确.     

新农保建设中的农民参保标准选择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基于安徽省4县12个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Hedonic的多元Logistic模型,对于新农保试点过程中的农民参保标准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参保标准选择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认知状况与信息获取渠道及顾虑因素影响。因此应重点关注45～59岁年龄组农民的养老需求,高度关注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农民养老需求,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消除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忧虑。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隐形债务测算研究——基于西部B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分析

基于医保精算理论,构建医疗保险制度隐性债务的测算模型,并结合西部B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西部B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隐性债务规模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最终在2080年左右趋于消失。另外医疗费用补偿的增长系数、在职职工工资增长率、无风险利率和养老金增长率对隐性债务的规模具有显著的影响。最后结合测算结果和研究结论,从医保制度完善、开源路径和节流路径三方面提出化解隐性债务规模的政策建议框架。     

大病保险对新农合基金可持续运行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精算评估

基于江苏省6个新农合统筹地区的实地调研,构建了新农合基金和大病保险基金收支预测模型及累计结余模型,以考察大病保险引入前后新农合基金的运行情况。研究发现:第一,维持当前筹资标准和补偿比例,即使不引入大病保险政策,样本地区新农合基金也存在超支风险;第二,引入大病保险政策势必会增加新农合基金运行压力和基金赤字风险,影响新农合基金的可持续运行;第三,提高个人缴费额或县级财政补助金额能够缓解新农合基金的运行压力,但如果继续提高新农合补偿支出水平,则会进一步恶化新农合基金的财务状况。研究认为,应通过建立单独的大病保险筹资增长机制、完善大病费用控制机制及健全新农合风险基金制度等方式逐步实现大病保险与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强关系的价值——基于安徽农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运用Heckman两步法,结合对安徽799位农民的田野调查资料,建立了线性模型和双对数模型,研究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强关系的价值。研究表明:强关系有无价值受性别、身份、人均耕地数量、租金水平和地域因素影响;强关系的绝对价值受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身份、相对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和地域因素影响;强关系的相对价值受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来源、租金水平与地域等因素影响。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非效率项不同衡量方式的一致性问题——基于蒙特卡罗模拟的分析

 摘　　要:本文应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在定义单次模拟程序时，假设数据产生机制是一个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10模型，由此创造出模拟样本，并用一个超越对数的00模型（scaling-property模型）计算出有关参数、特别是非效率项的估计值。又进一步判定了所得到的估计值和原来10模型中的“真实”非效率项的一致性。研究发现，真实非效率项与从scaling-property模型中计算出来的非效率估计值之间的各种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因此，效率秩估计值和“真实”效率秩是不一致的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层面的实地调研

选取江西省21个县45个村作为样本,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DM(Ordered Dependent Model)排序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产品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状况,比较突出的是年龄、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其他如性别、家庭人数、劳动力数量等相对不明显;二是农民对各项公共产品如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农村饮用水、生活垃圾处理、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等的满意度;三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制度性因素,包括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农民参与决策程度、农民对筹资的支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