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它是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启发下发生的,它的发生又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由它掀起的这个新文化运动到了“五四”运动,才得以形成规模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李大钊早在“五四”的前一年起,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庶民的胜利》     

论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事实表明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密切相联系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努力用先进文化引导中国社会的前进。他有志于改造中国 ,在文化领域中 ,大力介绍西方思想 ,抵排专制 ,号召青年解放思想 ,对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真研究、比较东西方文化 ,开展反孔教和批判孔子思想的斗争 ;主张吸取西方近代文化 ,构建先进文化用以指导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他将鲜明的创新意识融入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中 ,在文化的科学取向、经济变革与文化变革、世界一体的文化整合、文化内涵和发展趋势等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可以说 ,鲜明的创新意识使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社会变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本文对“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中的深层文化心理作了剖视。由于“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想,并非出自中国社会内部经济文化机制发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主要是先觉者们从西方“拿来”的。故而在其选择、汲纳过程中,必然受到选择主体原有精神文化形态的制约,形成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之间的互渗或同构。文章置“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宏观透视和微观分析,较系统地论证了:“五四”作家观念中的个性主义,在其哲学本体意义上,往往是“群”和“类”的个体显现,他们显意识层次中的单数的“自我”,往往就是他们潜意识层次中的复数的“我们”。当他们把自我从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追寻个体价值的完成的同时,其本质却是以走出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     

对抗“五四”式启蒙方案——重读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以颇为反讽的态度重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封建糟粕的辫子、缠足和阴阳八卦,试图以世俗精神和常识经验为依据颠覆“五四”式启蒙话语的逻辑,体现出作者拒斥理性启蒙、回归常识启蒙的心态.     

反抗军事入侵与抵制文化殖民——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文化殖民是日本在华殖民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日伪当局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政治干预,企图把文艺纳入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轨道,但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没有屈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北京文学的主体仍顽强地沿着五四新文学开创的道路迂曲生长,保持着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     

老舍小说的文化选择

老舍小说的文化选择于文秀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灾难频仍的严酷现实，先觉者们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反思中华民族积弱、落伍、衰败之根源，力图在此基础上寻找救世方略。从洋务运动的科技救国到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政制救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伦理——思想救国...     

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英法知识阶层的差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本文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始终高举着平等、博爱、理性王国和人道尊严的理想旗帜,倡导破除传统、彻底改造社会的普罗米修斯式使命;而英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相对来说则是相当尊重传统,具有虔诚的宗教精神,愿意从琐屑、平凡和枯躁乏味的具体工作中建功立业。因此,事功精神和浪漫理想形成了英法知识阶层整个心态世界的鲜明对照。作者指出,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五四中”以来文人学者的深层影响,主要体现在无神论的反宗教情绪、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乌托邦救世主义等三个方面。     

新的历史积累新的贡献——《新文学作家与外国文化》序

1917年发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以至由此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它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当时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出现的各种外来文化,包括西方现代派哲学、文学思潮和理论,因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西方世界,正是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兴起时期,正如胡适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所归纳的两种趋势:“一     

八十年代文化寻根思潮再探

考察 2 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与文化运动 ,必须把握两个有重要的意义的支点 ,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与 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这是两次基本文化取向相反的潮动 ,分别出现在2 0世纪前后两端。文化寻根思潮发起的重要理由之一 ,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不良后果 ,而他们的责任 ,就是要续起传统文化之链 ,重塑或重镀民族文化辉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 80年代文化寻根思潮之间深刻的冲突 ,事实上反映了世界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民族性、横向接受与纵向继承等关系的紧张 ,这是 2 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的最严峻、最…     

五四精神的命运

“五四”精神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五四”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这造成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传统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现代社会领域的文化革命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成功,“五四”精神的衰退。当前的改革将消除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错位,复兴“五四”精神,全面实现现代化。     

弘扬民族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 在我国近代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一直阴魂不散,曾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曾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这已被历史所证实.但是,也无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中,采取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完全对立的态度,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1929年.胡适为《基督教年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反映和代表了这一思潮的观念.在文中首次使用了“全盘西化”这个提法,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国情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他说:“我们     

论五四文学中的西化倾向——兼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外倾心态的调节机制和活力

本文认为,以西方文学作为自己摹仿创新的榜样,是五四时期众多作家的共同主张,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倾向和时代风尚。但西化倾向或是全盘西化之说,是后人概括出来的。它的确切内涵是指当时那种以西方文学规范为追求目标,对西方文学给予充分肯定,对传统文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淡的社会倾向。五四前后文学中西化倾向,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一个产物,它的形成与自晚清以来的外倾社会心态密切相关。作者指出,两种文化的接触中,不偏不倚的“折中主义”难以做到,或偏于内倾,或偏于外倾,大量事例说明,向先进的文化学习与借鉴,对自身文化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五四文学的西化倾向也是如此。     

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

年来谈知识分子问题之风大盛。经常入耳者,似乎仍不外是“社会责任感”云云。不消说,这也正是五四的精神、五四的传统、或说五四知识分子的心态:忧国忧民,时时以天下为己任。论者们之所论,多少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似乎中国以后发生的事,实与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有关,因此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最要紧的仍是要加强社会责任感。然而我却真正怀疑,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应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

胡明同志在《“五四”文化精神的迷失与复归》一文中,将毛泽东文艺思想评价为“‘五四’文化精神的迷失”,评价为“民粹主义在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树桩之后发生的理论必然”,是不妥的。他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解放区的文化建设确定了两条总体方针:一条是民族化——民族形式、大众化、喜闻乐见;另一条是工农化——知识分子文艺家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师,与工农兵相结合,完成自己思想感情与世界观的改造。”“离开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来提倡民族化、民族形式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变化和历史功绩

陈独秀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经是个“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却堕落成革命的叛徒。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任意褒贬历史人物。他们硬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尊孔派”、“混入党内的同路人”,一笔抹煞了他的历史功绩。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给谁扣上替陈独秀“翻案”、为叛徒“唱颂歌”的帽子。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从此成为森严的禁区。 我认为,不能因为陈独秀后半生的罪过否定他前半生的历史功绩。否则,不仅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无法科学地阐明五四时期的历史面貌。一 陈独秀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主…     

既难舍弃 也难归依——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

发动于１９１７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以新诗的反传统为起始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诗人们拥有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呼着来自海外的诗歌精神与诗歌理念，五四文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假如没有海外文学思潮的冲击，没有对海外现代文学思想资源的借鉴，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果实的。自然而然五四文学的弄潮儿们对西方文化是持一种欢迎姿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传统已变得相当模糊，态度也变得相当反叛，原因之一固然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养…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的断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

文章认为,五四的精神主旨是彻底地反封建:它坚持文化上的开放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做出了“顺应”的反应;它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体现了人类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和永恒的主题,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从整体上彻底完成反对封建旧文化、建构现代新文化的任务,使五四精神出现了断裂。这就造成了建国以后不能全面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其他一些西方有价值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更是极力加以排斥;在此同时,各种封建主义文化复活并顽强地发挥作用,终于酿成了生产力落后、科学不发达、人的素质下降的恶果。因此,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解决文化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正确地评价和估量五四,恢复、继承、发扬和发展五四的精神和传统,重新建构我国现代新文化。     

“五四”时期工读互助主义述评

“五四”时期各个领域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但作为活跃在思想文化界,并曾显赫一时的工读互助主义,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这种思潮的理想社会模式、试验活动、自身特征的探讨,进行历史反思,从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一些启迪。一、工读互助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五四”运动后,由于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使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由“民主”、“科学”的宣传过渡到社全主义学说的传播。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十月革命影响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介绍新思潮,改造旧社会”的浪潮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失望,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贱富贵、人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