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农民起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是否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宋代诸多的小规模农民起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探讨,提供一点粗浅的看法。(一)较之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朝代,两宋时期农民起义的次数甚多,规模较小,始终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大起义;但是,却具有新的特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发展,到了宋代已进入新的阶段,其标志就是“均贫富”思想的明确提出。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者打出了“均平”、“平均”的旗帜,其含义还是朦胧的。五代十国时期,南唐黄梅县诸佑准备起义时,“自言……能使富者贫,贫者富”。到了宋朝初期,王小波发动起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比诸佑进了一步,第     

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评《水浒》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

长期以来,对于《水浒》的评论,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并把这种论点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澄清。(一) “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认为,妥协是农民的局限性,并说“动摇,反抗,再动摇,再反抗,……又动摇,以至于妥协投降”是农民起义的逻辑,把《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受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具有妥协性的必然结局,是什么“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就认为“是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到底什么是农民的局限性?什么是农民革命的逻辑?决不可听凭唯心主义者信口开河,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认真分析。     

论《水浒》的创作思想

施耐庵为什么写《水浒》,它的创作思想是什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不少研究《水浒》的人认为,施耐庵写《水浒》是为了歌颂农民起义,总结农民革命的经验,甚至称这部书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施耐庵写《水浒》是站在地主阶级招安派的立场上,把小说当奏折,为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如何绞杀农民起义出谋画策的。我们知道,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历史上,象秦、汉、隋、唐、元、明等著名的封建王朝,都是被农民起义的革命风暴所摧毁。因此,     

农民战争的“真正动力”作用不可否定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但近几年“质疑”论提出了不同看法。     

宋江是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

手翻《水浒》,心燃怒火。宋江是名垂青史的“农民起义军英雄”吗?否!宋江是出卖农民起义军的千古罪人,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恶刽子手。北宋末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以及外族的入侵,广大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斩木揭竿”,纷纷起义。农民革命斗争的烽火燃遍全国,使北宋王朝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革命大好形势下,混进梁山泊农民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宋江,为了维护、挽救日趋没落的北宋封建王朝,为了实现他个人“官爵升迁”、“光耀祖宗”、“封妻荫     

农民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举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之所仅见。其间,有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先后在一定时间内,曾在局部地区建立过政权。这种政权属什么性质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凡农民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7日)。笔者以为,此说,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虽然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起义的反封建性质。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的是投降主义路线,不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那个被吹捧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是个投降派的典型。《水浒》这部书极力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这就是:北宋王朝的皇帝们,一个个都是“明睿圣君”。在他们统治之下,“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直到宋徽宗“登基之后,一向无事”。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里不断地爆发农民造反的事情呢?原来不是别的,只因“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有高俅、蔡京、童贯这帮乱臣贼子蒙蔽了天子,残害“忠良”,才逼得宋江等人走上梁山。因此,《水浒》中把宋朝皇帝写得好象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在“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赵氏天下,他们“爱民如子”,是人民的“救世主”,贪官污吏的一切罪恶都和他没有关系。农民造反,不是反对皇帝,只是反对高俅、蔡京、童贯等这种乱臣贼子就够了。于是那个被作者安插到梁山起义农民第一把交椅上的宋江就无比地忠于皇帝了,无比地忠于封建国家了。你看他怎样一再表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

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关于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直未能在历史教学中得到正确的阐明。按照“让步政策论”的框框,人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政策里,去发现农民起义的作用,离开统治阶级的政策,便无从寻找农民起义的作用了。“让步政策论”,一面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一面无限夸大统治阶级政策的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两千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插起过无数回农民起义的战鼓,兴起过几百次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那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宣言,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决心,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它铭刻在多少代劳动群众的心头,激励过多少代革命志士去战斗。然而,在《水浒》这部书中,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抗斗争,却被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举行大小数百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的理解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否则,世界其它国家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次数少、规模小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那么对这一论断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必须从中国历史的特点进行考察。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水浒》

一部《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它既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也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是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水浒》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精心塑造并竭力美化梁山领袖宋江,来达到他鼓吹投降、反对革命的目的。宋江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究竟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是“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是推翻以宋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还是“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还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接受招安,充当奴才?在对待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真面目和《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     

从“数字嵌入”到“数字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路反思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乡村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由数字资源供给非均衡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不平衡性等多重因素引致的“数字嵌入失衡”严重掣肘数字乡村战略的高效施行。作为古圣先贤“均平思想”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体现，“数字包容”为矫治数字嵌入失衡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调适进路，通过顶层设计、理念重塑、社会支持、多元投入以及权利保障等策略，建构集制度、价值、主体、资源、权能等要素于一体的数字包容体系，在对数字乡村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内涵形成有效回应的同时亦可促使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更为高效均衡、普及普惠。     

中国传统均平意识透视

均年意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具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许多思想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均平理想,仅在土地分配方面,就有“均田”、“限田”、“王田”、“定田”等等方案。认真比较分析这些均平理想和方案,我们可以从中透视出中国传统均平意识的大致轮廓,即中国古代社会中曾经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均平观: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均平理想;一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的均平理想。     

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求是

在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本来没有一首专门反映农民起义,然而有些同志对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重视。在批判杜甫思想局限时,有人说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在评价杜甫思想成就时,又有人说他同情起义的农民,有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意见虽互相矛盾,但却都认为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很“密切”,态度很明朗。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喜雨》不是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证广德元年(763),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喜雨》诗:“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时闻浙右多盗贼。”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对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扫荡了”,认为杜甫“积极主张对起义的农民进行毫不手软的镇压”,因此要对杜甫及其作品“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未免太过分了。     

中国赋役史中的理念、制度与技术——从“均平”角度的重新审视

从“均平”的角度,可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赋役史中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技术性知识三者的深层联系。首先,不同于无差别的平等、平均,以差等为前提的“均平”才是传统中国的秩序正义观念,也是合理的财产分配、赋役征发的出发点。其次,“均平”的实践方式随社会经济环境变迁而改变,在制度上也从财产合理分配向税制公平设计转移,从追求最理想状态向重视实践中防弊转换。最后,传统算学也发展出与实践均平观念相对应的计算技术：秦汉时期已有按差等的比例系数进行分配运算的“衰分”问题,至迟在宋代进一步发展出“鼠尾”法,这些都是明清以后“均平”计算的原始雏形。     

《李固传》简介

本文摘自《后汉书·李(固)杜(乔)列传》。李固(公元九四——一四七年)是东汉顺帝时期的议郎,历任大司农、太尉等职,后为外戚大将军梁冀所杀。东汉王朝是南阳大地主刘秀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篡夺农民起义果实而建立起来的。刘秀登上皇位后,大肆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至章帝时发展到了顶点。当农民的反抗又激烈起     

是“农民的局限性”还是农民革命的叛徒?——评《水浒》中的宋江

说到《水浒》中的宋江,有人赞美他是农民起义中“非常杰出的领袖”,说他的“受招安”,只是他“软弱、妥协、动摇的一面”,是“农民的局限性”。果真如此吗?不!“受招安”,就是投降,就是叛卖革命! 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就是为投降主义辩护。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何在?

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毛主席早已明确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这是我们研究农民起义原因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四人邦”为其篡党夺权需要,大搞影射史学,妄图把秦末农民起义原因歪曲成农民为反对奴隶主儒家复辟路线的统治。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评判历史的唯一标准是历史实际

“皇权主义”论者,一般有三条论据。一曰“农民领袖称王称帝”;二曰“打着前朝和当朝皇帝的旗号”;三曰“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认为,凭此三点不足为据。因为,其一是从“称号”出发,其二是从“旗号”出发,其三是从“概念”出发。这三点的通病是缺乏从农民起义的历史实际出发,疏忽了评判历史的唯一标准一实践。农民起义的实践是检验农民起义有无皇权主义的唯一标准。舍此,即使在“旗号”、称号”和“概念”上煞费苦心,也不会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下面仅就“皇权主义”论者的三点论据作一简析。     

李自成农民军的工商业政策

“招商赈饥”、“平买平卖”和“公平交易”,是李自成农民军提出的鼓动口号,也是其工商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于“平买平卖”,已为人们所重视,在近人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论著中,有人把它和“均田”、“免粮”并列,作为李自成农民军提出的重要口号。但是,对于李自成农民军的工商业政策设施,则很少具体论述。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特点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