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本文对广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其危害与成因以及应采取的相应对策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传宗接代问题、农村养老问题、性别选择、溺弃女婴、瞒报和基层计生工作不到位等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因素,要促进性别比平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实行综合治理。     

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对策与实践

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长期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会导致未来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计划生育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一个新课题。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 ,并针对成因积极采取对策 ,大胆实践 ,已收到明显成效。1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成因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主要表现在农村地区 ,突出表现在二孩以上性别比偏高。导致其偏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偏男生育意愿是思想根源。除了农民存在的“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外 ,导致农民存在…     

陕西省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衡及对策探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陕西新生耍儿性别比高于正常值上限,而且呈持续升高趋势。2005年出生婴儿性别比创历史新高,高于全国水平,分孩次出生婴儿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城市出生婴儿性别比低于镇和农村。对此,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倡导社会性别公正,将社会性别意识蚋入决策主流,逆步消除性别偏好。倡导“生男生女一样好”。承认生育的社会价值,建立健全社会补偿制度,依靠利益导向方面的激励政策和措施支持。转变社会风气,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机制。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代际经济支持研究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女性缺失正日益加剧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而农村大龄男性不能结婚有可能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代际支持的投资回报理论,对2008年安徽乙县农村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儿子的婚姻状态与父母经济支持的获得有密切关系,投资回报理论能较好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较弱的现象;儿子的经济状况、父母的需求和父母对儿子的经济投资都会显著影响父母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研究有利于理解男性婚姻挤压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对及早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现状、原因及对策——重庆市个案研究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将造成适龄婚育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降低出生人口素质,增加社会保障、养老负担,破坏家庭、社会稳定,因此,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召开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江总书记把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列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性别价值观视野下的农村出生性别失衡原因的综合分析

出生婴儿性别失衡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人口社会问题,农村出生性别失衡更是如此。农村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的直接原因是性别选择性生育;根本原因是偏好男性的性别价值观。农民的性别价值观有其现实的合法基础:生产方式、养老方式、婚居方式、父系制度。调适农村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的现行政策措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治标不治本;社会问题解决行政强制化;政策目标与生育者个体和家庭利益诉求相矛盾。因此遏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应坚持三原则:科学的态度;标本兼治;农民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应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对中国2000年-2050年因出生性别失调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现在的出生性别失调将造就大批无法婚配的单身男性,这将对未来的婚姻市场、家庭安全、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育龄夫妇从家庭角度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完善生育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     

建立完善法律体系 加强部门联合执法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人口性别均衡与否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未来发展的大事。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大多数家庭以居家养老为主。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生育男性偏好是农村生育意愿的主流,现实中超生抢生都是为了生儿子,加之近年来医学设备的广泛使用,管理不到位,非医学需要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等问题,形成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既影响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分析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     

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     

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

我国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就我国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讨论。这场学术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我国出生性别比是“真性”失衡,为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弄清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拓展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治理这一问题。     

资本和劳动力沿最优增长路径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的经济学分析——以山东省沂水县经济发展为视角

本文就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在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同资本严重稀缺并存的困境中,建立了一个资本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下的城乡一体化经济增长模型。并指出模型存在唯一最优增长路径。然后,以山东省沂水县经济发展为视角,找出其经济腾飞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几点可供借鉴的意见和建议。     

女性就业竞争力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城乡差异分析

经验分析表明,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拥有更高的出生性别比,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此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提高,城镇中男女性别在就业与教育中的差异都存在收敛的现象。但在农村中,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就业竞争力还是在劳动收益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与农村男性还是与城镇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都要少得多,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差异,并影响了城乡出生性别比。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域差异分析——基于对陕西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陕西人口发展中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地域差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为了揭示陕西不同区域的社会环境差异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通过问卷抽样的方法,获取陕西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公众的生育文化和观念差异的第一手资料。从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性别选择角度,根据社会环境-性别选择需要或动机-选择-目标,分析陕西三大地域生育文化的社会环境差异,揭示影响不同区域出生人口性别比作用机制。     

Ferti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Rural Ethiopia

Despite recent strong interest in the link between ferti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focus has centered on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poorer countries, in contrast, the relationship remains rather elusive. Using a well-established panel survey—the Ethiopian Rural Household Survey (ERHS)—we investigate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rural Ethiopia, the largest landlocked country in Africa. Consistent with the fertility theor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with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thiopia, we hypothesize that this relationship varies by gender and across life stages, being more positive for men and for parents in old age. Indeed,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older men benefit the most in terms of life satisfaction from having a large number of children, while the recent birth of a child is detrimental for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women at reproductive ages. We address endogeneity issues by using lagged life satisfaction in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s, through fixed-effects estimation and the use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农村多元养老模式的现实解读：区域比较的视角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不断演进,养老问题已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农村养老形势尤其严峻,传统养老模式独木难支,新型养老方式尚未成熟。文章主要选取了东部的江苏南通和西部的陕西榆林两个地区作为调查地点,对各自养老模式的实施与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并深入分析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养老模式呈现出“嵌入性”特征,即完全与地方的文化与经济社会结构相融合,且各具特点与问题。对此,应有针对性地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各地农村实际的多元养老模式。多途径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农村家庭养老中的代际交换分析及其对父代生活质量的影响

家庭养老的实际是代际交换。从目前来看 ,在农村的家庭养老中 ,父代农民处于代际交换的劣势。他们不但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在年老养老时也只能依赖于子女的自觉 ,从而使自身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研究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1～2009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而农村人口性别比系数的稳健性较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农”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三农”问题提高到更高的层面上,在政策上极大支持了我国的“三农”工作,农村医疗作为“三农”问题中农民的切身利益,一直是我国关注的对象。本文从农村医疗制度这项公共政策的发展历程入手,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通过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角度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