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既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通过阐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分析儒家“天人合一”理念所蕴涵的“和谐社会”思想,提出儒家“天人合一”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目标、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君主与权威的尊崇与信赖、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并成为政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加速传统儒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融会贯通依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     

儒家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伦理比较

儒家＂人贵于物＂的生态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从＂功利＂出发,遵循的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哲学思想。而儒家从＂道义＂出发,遵循着＂天人合一＂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将人类的道德扩展到自然界。在道义这一点,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的生态智慧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存在着分歧。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万物与人的平等地位,主张爱的平等性,而儒家则认为＂人贵于物＂,主张爱有等差。与西方生态伦理相比,儒家生态智慧更适合实际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教化本质及当代价值

儒家由孔子创立,经由后儒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仁”,核心功能为教化。儒家教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礼乐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文化化,化性起伪,最终使人人向善,止于至善;当代社会应传承儒学及其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倡导教化、敬畏生命、尊重人格并重视典礼仪式对人教化作用,同时,为政者及社会各精英阶层应起率先垂范作用。     

文化价值论的人本视阈

一切文化都是与价值相联系的,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化人”。文化通过何种方式“化人”以及在“化人”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出“人本性”的问题体现了文化价值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这便是文化价值的“人本”视阈。当下要在“化人”的过程中树立起“人本性”的终极价值指向;在具体可操作性层面上,文化“化人”之现实途径仍然离不开对“物”的依赖。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士的人格理想和儒家文化心态─—试析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表现为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对科举制的赞赏。从“士”的伦理出发,视道德人格为“士”的人生最高目标。她视野开阔,在文化观念上有一种超越性,奠定了她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桥”的地位。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3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君子以人治人”的当代阐释

中国治理现代化无疑要尊重“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现实,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这也就决定了“人”在治理中的特殊重要性。儒家关于“君子以人治人”的思想,实质上是强调治理之道不能脱离被治理者的现实,要承认和尊重被治理者的具体情况,以他们所能知能行的实际来进行治理。这恰恰与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是契合的。立足当代中国贯彻“以人治人”原则,必须重视趣味利益分众化、政治立场阶层化、关系互动圈子化、认知差异垂直化的事实,走向基于大数据的服务型治理,突出社会基层组织的主体性治理,抓住寻找公共善或横向理性这个当代政治治理的要害,注重公共性批判和建立反思性机制,凸显公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     

大五人格性格互补分组对合作学习“搭便车”行为的控制研究

本文根据大五人格性格特征的划分依据,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理论,将大五人格性格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理论进行了类比,根据“五行”的“相生相克”特点,提出了合作学习的性格互补分组原则,并利用管理决策模拟实验,对上述原则进行了检验,讨论了不同性格分组对合作学习效果的影响。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生”、“相和”原则进行分组可以有效地预防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行为。     

国医与书法

古代书论中,“中和”是书法艺术之审美原则,是品评书艺之重要标准,也是对儒家“中庸之道,尽善尽美”审美意识之具体体认.然而仅以儒家视角理解书法之“中和”原则未免失之狭窄;以辩证法立场解释“中和”,的确勉强,且失之宽泛;以美术形式规律与其它艺术角度把握“中和”,亦少书法独有之文化背景.“中和”作为书法原则之确立,与中国文化之多门类多层面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刻之内在联系,于此,不妨将医道与书法作一番深刻之详参比照,用古代医道(理论)理解书法“中和”原则,可以发现此一原则之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指向书法艺术形式与人.与自然之最终统一,即“天人合一”,为中国一切传统文化艺术最高最理想之审美标准.     

“重黄轻炎”现象及其文化透视

“重黄轻炎”指的是炎黄子孙尊崇黄帝远甚于尊崇炎帝的现象。“重黄轻炎”萌发于东周以前,初步形成于东周时期,最终定型于秦汉时期。“重黄轻炎”是以炎黄的传说事迹为基础,以大一统的需要为动力,在统治者的炒作下形成的。“重黄轻炎”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中国农业文化主体及国家制度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遍伦理的意义

孔汉思起草的《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貌似公正 ,其实仍然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伦理建构方法。只有从各种文化的内部出发 ,寻找出符合普遍伦理的因素并加以发展 ,使各种文化“和而不同” ,才是公平有效的方法。中国原始儒家的仁学伦理观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建构方法 ,以及“内圣外王”的成德原则 ,为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伦理与科学的相互促生与和谐发展等普遍伦理的基本准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儒家价值观: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儒家的价值观以“仁”为其核心.作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仁”首先体现在对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其中蕴含的取向对重新思考权利与存在价值的关系以及当代哲学关于善与权利关系的争论,都有重要意义.在儒家那里,仁道的原则同时包含更为宽泛的内涵.孟子曾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等观念,这里可以首先关注“仁民”和“爱物”.“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仁民爱物的引申和扩展,进一步指向更广的价值领域,后者具体体现于《中庸》的两个重要观念,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道并行而不相悖”.就价值目标而言,儒家提出成己与成物,以此为总的价值指向.     

“中体西用”的文化分析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试图缓解历史和价值冲突的理性抉择，它突破了以儒家过统为核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赋予其开拓的思想价值。     

从越南汉文小说看儒家“华夷观”在东亚的接受与影响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其在文学和历史书写中往往以己为“华”,以周边为“夷”,包括对西方国家,也一律以“夷”视之,其与文化母国——中国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在特殊情势下,“华夷之辨”又变成“华夷之变”:即在越南国内政局动荡时,尊崇中国为“天朝”,并乞求出兵相助;而当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兵戎相见时,则视中国为“贼寇”。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使中越两国在历史上不时呈现出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关系。     

中国式和美乡村的文化意蕴与建设路径

美丽的本质在于和谐，“和美”是中国式乡村的价值追求，贯穿乡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美”概念把我国传统的“和”文化纳入其中，“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基因、内核，其所蕴含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为和美乡村建设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撑。在新征程上打造中国式和美乡村，必须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环境保护，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参与机制。